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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与《诗经》
《论语》中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对周公和周礼的推崇。在天下纷争的春秋时期，孔子力主用周礼作为实现社会道德最高理想和思想最高范畴的手段与方法，他认真修订了西周留下的经典名著《诗经》，以诗歌形式集中反映周代的社会生活与周公践行创新的“五礼之制”。那么，《诗经》是如何体现周公的礼乐思想文化的？
《诗经》
是周公发起的体察民情的采风
《礼记·乐记》记载：“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在西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作为武王与成王的辅佐大臣，周公为了周王室的长治久安，将制礼作乐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其中《诗经》就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礼记·王制》记载，上古王公贵胄有定期到四方巡察的制度，所到之处，地方官员要展示当地流行的民歌作为述职的重要内容。王公通过考察民歌，即可了解地方官员是否以德为政，当地民风是否淳朴，并将这些民歌与诗作由政府“大司乐”属下的专职采诗官员记录下来，带回去加以整理，这就是所谓“采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大多是这样得来的。有学者认为，以《周南》为代表的诗歌，就是周公亲自从其采邑采风所得，或者是经周公考订完善而成，这样的诗作在《诗经》中约有20多首。
《周南》一组诗歌包括《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汉广》等11篇。《毛诗序》认为，《周南》多深含教化百姓之意，其中，《关雎》是咏叹“后妃之德”，宋代大儒程颐认为其作者就是周公；《葛覃》是赞美“后妃之本”或“后妃勤俭之风”；《卷耳》是写后妃“辅佐君子”之志；《樛木》是君对臣的赞颂；《螽斯》喻后妃子孙众多；《桃夭》是赞美后妃的贤惠；《兔罝》写后妃之化也；《汉广》是赞美“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麟之趾》是赞美文王子孙繁衍而多贤。《毛诗序》的上述看法，后人多认为有拔高之嫌，但汉代距周公时代较近，认为其看法值得后人尊重和信任，不失为一个重要观点。
《诗经》
是西周社会生活的生动记录
周公不但在周代初期直接参与了《诗经》的收集整理和前期的编纂工作，而且从《诗经》的主题和内容来看，也基本反映和体现了周公的礼乐思想文化。
众所周知，《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这些诗歌在先秦时被称为《诗》，西汉时期被尊为儒家经典而始称《诗经》。《诗经》几乎完全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古代诗歌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同时，它又是一部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对研究我国上古三代史特别是西周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诗经》全书共分为《风》《雅》《颂》三个组成部分。其中，《风》包括160篇；《雅》有《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这些诗当初都是诗歌与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后来在战国时期，由于“礼崩乐坏”，大量音乐和舞蹈失传，仅存的诗歌编入《诗经》，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貌。所以，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墨子在《墨子·公孟篇》中说：“儒者诵诗三百，铉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郑樵在《乐府总序》中也清楚明白地说：“古之达礼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谓吉、凶、军、宾、嘉﹙即西周推行的“五礼之制”﹚，皆主此三者以成礼。古之达乐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所谓金、石、繇、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乐。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所有这些都说明，不但《诗经》与礼乐在当时是紧密相结合的，而且发挥着周公“五礼之制”的重要功能。
《诗经》
是周王朝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
《诗经》从主题思想及其主要内容来看，突出地彰显了周公的礼乐思想文化。它以周代初期的颂词、大小雅乐、赞歌与宗庙祭祀礼仪相结合，描述了周族充满艰辛和苦难的历史及其先祖业绩。比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叙事诗，以史实为依据，叙述了周族发展壮大的历史足迹，讴歌了周族的英雄人物和开国先祖。
周人不但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后稷时就有农业生产和各种谷物；公刘以后又有了建筑手工、皮革陶工；文武周公时代，则建立了与其奴隶制度相应的意识形态，包括以礼乐文化为主的“敬天保民”思想、“道德天命”思想、“重农重民”思想、“明德尚俭”思想在内的思想文化理念，这些在《诗经》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诗经》褒扬和讴歌了君臣、诸侯之间的团结友爱、和睦相处，齐心协力保卫周王室长治久安。如《小雅》的首篇《鹿鸣》中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充分表达了国君礼敬群臣、群臣效力国君的思想感情。
《诗经》歌颂了西周建国前后，文王、武王、周公以及后来的周宣王率军征战、平定叛逆的丰功伟绩和赫赫战功。如《破斧》所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胆战心惊﹚。哀我人斯﹙怜我平民﹚，亦孔之将﹙这是多么仁慈贤良﹚。”这既是百姓对周公“救乱”的热情歌颂，也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和平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诗经》
是周公发起的体察民情的采风
《礼记·乐记》记载：“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在西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作为武王与成王的辅佐大臣，周公为了周王室的长治久安，将制礼作乐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其中《诗经》就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礼记·王制》记载，上古王公贵胄有定期到四方巡察的制度，所到之处，地方官员要展示当地流行的民歌作为述职的重要内容。王公通过考察民歌，即可了解地方官员是否以德为政，当地民风是否淳朴，并将这些民歌与诗作由政府“大司乐”属下的专职采诗官员记录下来，带回去加以整理，这就是所谓“采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大多是这样得来的。有学者认为，以《周南》为代表的诗歌，就是周公亲自从其采邑采风所得，或者是经周公考订完善而成，这样的诗作在《诗经》中约有20多首。
《周南》一组诗歌包括《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汉广》等11篇。《毛诗序》认为，《周南》多深含教化百姓之意，其中，《关雎》是咏叹“后妃之德”，宋代大儒程颐认为其作者就是周公；《葛覃》是赞美“后妃之本”或“后妃勤俭之风”；《卷耳》是写后妃“辅佐君子”之志；《樛木》是君对臣的赞颂；《螽斯》喻后妃子孙众多；《桃夭》是赞美后妃的贤惠；《兔罝》写后妃之化也；《汉广》是赞美“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麟之趾》是赞美文王子孙繁衍而多贤。《毛诗序》的上述看法，后人多认为有拔高之嫌，但汉代距周公时代较近，认为其看法值得后人尊重和信任，不失为一个重要观点。
《诗经》
是西周社会生活的生动记录
周公不但在周代初期直接参与了《诗经》的收集整理和前期的编纂工作，而且从《诗经》的主题和内容来看，也基本反映和体现了周公的礼乐思想文化。
众所周知，《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这些诗歌在先秦时被称为《诗》，西汉时期被尊为儒家经典而始称《诗经》。《诗经》几乎完全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古代诗歌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同时，它又是一部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对研究我国上古三代史特别是西周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诗经》全书共分为《风》《雅》《颂》三个组成部分。其中，《风》包括160篇；《雅》有《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这些诗当初都是诗歌与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后来在战国时期，由于“礼崩乐坏”，大量音乐和舞蹈失传，仅存的诗歌编入《诗经》，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貌。所以，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墨子在《墨子·公孟篇》中说：“儒者诵诗三百，铉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郑樵在《乐府总序》中也清楚明白地说：“古之达礼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谓吉、凶、军、宾、嘉﹙即西周推行的“五礼之制”﹚，皆主此三者以成礼。古之达乐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所谓金、石、繇、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乐。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所有这些都说明，不但《诗经》与礼乐在当时是紧密相结合的，而且发挥着周公“五礼之制”的重要功能。
《诗经》
是周王朝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
《诗经》从主题思想及其主要内容来看，突出地彰显了周公的礼乐思想文化。它以周代初期的颂词、大小雅乐、赞歌与宗庙祭祀礼仪相结合，描述了周族充满艰辛和苦难的历史及其先祖业绩。比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叙事诗，以史实为依据，叙述了周族发展壮大的历史足迹，讴歌了周族的英雄人物和开国先祖。
周人不但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后稷时就有农业生产和各种谷物；公刘以后又有了建筑手工、皮革陶工；文武周公时代，则建立了与其奴隶制度相应的意识形态，包括以礼乐文化为主的“敬天保民”思想、“道德天命”思想、“重农重民”思想、“明德尚俭”思想在内的思想文化理念，这些在《诗经》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诗经》褒扬和讴歌了君臣、诸侯之间的团结友爱、和睦相处，齐心协力保卫周王室长治久安。如《小雅》的首篇《鹿鸣》中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充分表达了国君礼敬群臣、群臣效力国君的思想感情。
《诗经》歌颂了西周建国前后，文王、武王、周公以及后来的周宣王率军征战、平定叛逆的丰功伟绩和赫赫战功。如《破斧》所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胆战心惊﹚。哀我人斯﹙怜我平民﹚，亦孔之将﹙这是多么仁慈贤良﹚。”这既是百姓对周公“救乱”的热情歌颂，也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和平生活的追求与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