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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
邓颖超现在提到的却是另一个男人了。“周恩来这个人，真聪明！”她说。
母亲专注地看着女儿容光焕发的脸。哪怕在暗淡的光线中，她也看清了女儿的脸。女儿又说：“无政府主义什么都好，就是‘无家长’这一条不好。怎么能不要爸爸妈妈呢？妈，我从小没了爸爸，要不是你每天起早摸黑含辛茹苦，哪有我的读书呢？妈，你哭了？”
“文淑，你长大了。”
“妈妈，我还没有长大。周恩来说，真正成熟的人，是懂得救国之路的人。我们觉悟社的人，其实都还没有真正觉悟。譬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呢？能救我们国家吗？李大钊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生呢？”
李大钊是个什么样的先生，邓颖超在觉悟社成立的五天之后，就亲睹其风采了。她不仅见到了两撇大胡子，更听到了随着大胡子的抖动而响彻全场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李大钊此回应邀演说，接受得也非常爽快。他非常愿意跟天津卫的学生当面交流思想，就像他非常喜欢跟自己学校的学生在图书馆聊天一样。
李大钊登上了南开学校的讲台。他一边走一边微笑地注视着台下。他看见了密密麻麻的年轻的眼睛，他明白了什么叫渴望。他一直有这样的信念，中国之所以还没有绝望，就因为存在着中国年青一代的如此焦灼的渴望。
应该给予渴望以真正的甘露，这就是我们这些身为教授的人应该做的事情。李大钊双手扶住讲台的边沿，这么想着。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学生们的掌声渐渐平息下来。
李大钊选择了一个切入的角度。
“同学们，我还没有开讲，在台下就收到了同学们递的纸条八十多张。刚才我请周恩来同学帮我计算了一下，看看同学们关心的是什么。现在计算出来了，有三十六张纸条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到底鼓吹什么，于中国适用不适用；有二十四张纸条是问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天底下最好的主义；还有十二张纸条问的是工读主义，四张纸条问的是实验主义，四张纸条问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说真的，同学们，从你们的问话里，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希望！”
所有的眼睛都如细细的萤火，麇集于一堂，李大钊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很强的光亮。
“你们不少同学都看过我写的文章，知道我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刚才，我走上讲台之前，就看见讲台上贴了一幅大胡子的马克思画像，当时我就想，你们天津南开的学生，一定是早就准备着我来大大地谈一番马克思的了。”
“不对，李先生，”前排边沿上有一位青年起立，大声说，“我们不管什么主义，我们只想听好主义。”
“对！”许多人附和。
那青年又说：“马克思，巴枯宁，他们虽然像中国人的姓名，姓马，姓巴，可是他们都是洋人，他们的主义是洋主义，难道我们四万万中国百姓只有选择走洋路才能摆脱黑暗吗？”
坐在前排的周恩来明显地不安起来，他觉得前排的这位同学有点不礼貌。
“我就顺着这位同学的问题来说吧，我现在不讲洋话，先说说土话吧。我就从一双老土布鞋说起。”李大钊弯腰，脱下自己的一只布鞋，举起来。“我今天来天津，就是穿这双老土布鞋来的。我穿了三年，鞋底磨出洞来了，我昨天还在鞋底上钉了两块皮掌。我一边看鞋匠钉鞋的时候，一边就在想，选择鞋子很重要啊，一个人要走一条好路，必得要有一双好鞋子。有了一双合脚的好鞋子，即便走长路、走夜路、走险路，心里都踏实。我此刻有点好奇，我想知道，同学们今天都穿的什么鞋呢？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双圆口布鞋呢？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不妨举起鞋子给我看一看。”
会场一片骚动，这个提议太新鲜。
接着，便有许多鞋子举起来了。再接着，更多的鞋子举起来了。
绝大多数同学都举起了鞋子。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皮鞋，黑色的或者是棕色的。周恩来举的是一双黑皮鞋，帮沿上甚至有了一条细细的豁口。邓颖超举的是一双浅棕色圆口皮鞋，几乎全新，上个月母亲才给买的。
李大钊说：“很好。我全看见了，八九成都是皮鞋。皮鞋也就是洋鞋。中国原不产洋鞋，洋鞋都是从洋人那里舶来的。同学们，你们如果觉得中国人绝对不能走洋路，那又为什么个个都要穿洋鞋呢？”
许多听众闻言一愣。
“问得好！”有人回过神来，大声喝彩。
李大钊清清嗓子，继续说：“我们穿洋鞋，是因为觉得洋鞋牢固，便于走路。走什么路呢？大家在天津，在中国，肯定是走中国的路。由此可见，穿洋鞋还是能走中国的路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下这样的决心，在中国的土路上，走出一条洋道来呢？依我看，应该下此决心。马克思主义的洋道，你们以为平坦吗？并不平坦，并非一马平川，并非开满鲜花。这条洋道说得透彻一点，是一条血路，殷红的血路。什么血？工人的血！农民的血！革命者的血！我们北方邻邦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在驱赶沙皇的时候，他们的鞋面上，不都有血淌着吗？你们一定读过不少关于俄国的报章书刊，这种血，你们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说，穿洋鞋的同学们，你们一定不要听不得洋主义，一定不要拒绝走洋路。不管什么主义、什么路，只要能为中国民众谋到利益、能让帝国主义滚蛋、能让军阀下台、能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都要欢迎，且是鼓掌欢迎！”
（连载33）
母亲专注地看着女儿容光焕发的脸。哪怕在暗淡的光线中，她也看清了女儿的脸。女儿又说：“无政府主义什么都好，就是‘无家长’这一条不好。怎么能不要爸爸妈妈呢？妈，我从小没了爸爸，要不是你每天起早摸黑含辛茹苦，哪有我的读书呢？妈，你哭了？”
“文淑，你长大了。”
“妈妈，我还没有长大。周恩来说，真正成熟的人，是懂得救国之路的人。我们觉悟社的人，其实都还没有真正觉悟。譬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呢？能救我们国家吗？李大钊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生呢？”
李大钊是个什么样的先生，邓颖超在觉悟社成立的五天之后，就亲睹其风采了。她不仅见到了两撇大胡子，更听到了随着大胡子的抖动而响彻全场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李大钊此回应邀演说，接受得也非常爽快。他非常愿意跟天津卫的学生当面交流思想，就像他非常喜欢跟自己学校的学生在图书馆聊天一样。
李大钊登上了南开学校的讲台。他一边走一边微笑地注视着台下。他看见了密密麻麻的年轻的眼睛，他明白了什么叫渴望。他一直有这样的信念，中国之所以还没有绝望，就因为存在着中国年青一代的如此焦灼的渴望。
应该给予渴望以真正的甘露，这就是我们这些身为教授的人应该做的事情。李大钊双手扶住讲台的边沿，这么想着。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学生们的掌声渐渐平息下来。
李大钊选择了一个切入的角度。
“同学们，我还没有开讲，在台下就收到了同学们递的纸条八十多张。刚才我请周恩来同学帮我计算了一下，看看同学们关心的是什么。现在计算出来了，有三十六张纸条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到底鼓吹什么，于中国适用不适用；有二十四张纸条是问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天底下最好的主义；还有十二张纸条问的是工读主义，四张纸条问的是实验主义，四张纸条问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说真的，同学们，从你们的问话里，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希望！”
所有的眼睛都如细细的萤火，麇集于一堂，李大钊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很强的光亮。
“你们不少同学都看过我写的文章，知道我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刚才，我走上讲台之前，就看见讲台上贴了一幅大胡子的马克思画像，当时我就想，你们天津南开的学生，一定是早就准备着我来大大地谈一番马克思的了。”
“不对，李先生，”前排边沿上有一位青年起立，大声说，“我们不管什么主义，我们只想听好主义。”
“对！”许多人附和。
那青年又说：“马克思，巴枯宁，他们虽然像中国人的姓名，姓马，姓巴，可是他们都是洋人，他们的主义是洋主义，难道我们四万万中国百姓只有选择走洋路才能摆脱黑暗吗？”
坐在前排的周恩来明显地不安起来，他觉得前排的这位同学有点不礼貌。
“我就顺着这位同学的问题来说吧，我现在不讲洋话，先说说土话吧。我就从一双老土布鞋说起。”李大钊弯腰，脱下自己的一只布鞋，举起来。“我今天来天津，就是穿这双老土布鞋来的。我穿了三年，鞋底磨出洞来了，我昨天还在鞋底上钉了两块皮掌。我一边看鞋匠钉鞋的时候，一边就在想，选择鞋子很重要啊，一个人要走一条好路，必得要有一双好鞋子。有了一双合脚的好鞋子，即便走长路、走夜路、走险路，心里都踏实。我此刻有点好奇，我想知道，同学们今天都穿的什么鞋呢？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双圆口布鞋呢？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不妨举起鞋子给我看一看。”
会场一片骚动，这个提议太新鲜。
接着，便有许多鞋子举起来了。再接着，更多的鞋子举起来了。
绝大多数同学都举起了鞋子。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皮鞋，黑色的或者是棕色的。周恩来举的是一双黑皮鞋，帮沿上甚至有了一条细细的豁口。邓颖超举的是一双浅棕色圆口皮鞋，几乎全新，上个月母亲才给买的。
李大钊说：“很好。我全看见了，八九成都是皮鞋。皮鞋也就是洋鞋。中国原不产洋鞋，洋鞋都是从洋人那里舶来的。同学们，你们如果觉得中国人绝对不能走洋路，那又为什么个个都要穿洋鞋呢？”
许多听众闻言一愣。
“问得好！”有人回过神来，大声喝彩。
李大钊清清嗓子，继续说：“我们穿洋鞋，是因为觉得洋鞋牢固，便于走路。走什么路呢？大家在天津，在中国，肯定是走中国的路。由此可见，穿洋鞋还是能走中国的路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下这样的决心，在中国的土路上，走出一条洋道来呢？依我看，应该下此决心。马克思主义的洋道，你们以为平坦吗？并不平坦，并非一马平川，并非开满鲜花。这条洋道说得透彻一点，是一条血路，殷红的血路。什么血？工人的血！农民的血！革命者的血！我们北方邻邦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在驱赶沙皇的时候，他们的鞋面上，不都有血淌着吗？你们一定读过不少关于俄国的报章书刊，这种血，你们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说，穿洋鞋的同学们，你们一定不要听不得洋主义，一定不要拒绝走洋路。不管什么主义、什么路，只要能为中国民众谋到利益、能让帝国主义滚蛋、能让军阀下台、能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都要欢迎，且是鼓掌欢迎！”
（连载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