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5日至12日8天时间里，胡耀邦跑了宁陕、石泉、汉阴、旬阳、平利、白河、安康七个县，更加坚定了“活跃集贸市场”的想法，他态度鲜明地说：“国有商业，合作社商业不可能代替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集市贸易，几十年以后也不能代替。农民不可能生产他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也不可能全部购回农民多余的农副产品。”
　　1962年，陕西在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增加了流通渠道，改进商业工作，恢复已经被撤销或合并的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开放农业集贸市场，使市场的紧张局面得到了缓和。陕西商业，终于开始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了。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到1976年才结束。这十年间，陕西乃至全国刚刚有些露头的商业迹象被摧毁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启动了“三线建设”方案，从沿海到内地将工业布局划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处西北的陕西被划为三线地区，是国家“大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从1965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完成陕西的工业化布局，建成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基地、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单位，改变了以往陕西只有西安、宝鸡、咸阳三地有工业的局面，汉中、韩城、渭南等一批新的工业城市出现，给陕西工商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生机。
　　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按照这一要求，陕西也开展了知青到农村“上山下乡”插队工作。据统计，截至1978年国家停止这项工作时，陕西共有46.4万名城镇青年“上山下乡”，还有数千名北京知青分批分期来到陕西插队落户。知识青年的到来，为陕西商品经济，尤其是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69年1月，15岁的北京知青习近平来到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大队，开始了他艰苦却受益终身的七年插队岁月。在梁家河，习近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习近平在完成各项上级交办的生产任务之余，还积极带领男社员成立打铁社，组织妇女成立缝纫社发展商品经济。大家农闲生产铁质农具和棉质用品，等到集市时拿到文安驿公社去卖。习近平的这一举动，成为村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
　　20世纪60至80年代，尽管陕西和全国一样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但秦商还是用“戴着脚镣跳舞”的高水平将陕西商品运向全国，捍卫了西安作为全国重要轻工业商品中心的地位，也为辉煌的秦商历史书写了新的时代华章。
　　第二节西部开发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成为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
　　当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作的重要报告的全文，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等传到三秦大地，很多人特别是商人怀着激动的心情看完后，都忍不住落下了热泪。
　　他们没有想到，身居高位的邓小平竟然与他们的心贴得那么近：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予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予有力的支持。
　　借助这股东风，陕西从1979年到1983年，完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陕西的决策者按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键。投资成为陕西经济增长中最活跃的因素，一大批新兴的商业机构在古老的三秦大地应运而生。1985年，陕西第一家外资企业香格里拉金花酒店一期竣工。
　　（连载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