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怀大志追求进步思想
　　1873年，王诚斋生于扶风县段家镇银窦村。父亲虽然是个贡生，但是他们家过得并不富裕，王诚斋从小便担负起家庭的重担。白天王诚斋要去田里干农活，只有晚上才能在家看书学习。青年时期，王诚斋曾受业于关中著名学者刘古愚门下，与于右任、焦易堂、冯孝伯、茹欲立等人是同窗好友。
　　1905年，已经32岁的王诚斋作为拔贡到北京参加殿试。但他在这里看到清政府的种种腐败后，决心用革命方法改造旧中国，后经临潼的曹印侯介绍加入同盟会，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但是不久，他被捕入狱。王诚斋在狱中从没想过自己以后会怎样，会不会有危险。因为在狱中不能阅读进步书籍，他就趁着这个机会通读了中医内外科，利用所学知识给囚犯和狱卒看病，这让看守监狱的狱卒都对他另眼相看，给了他很多便利。加上执事之人同情革命，暗中为其开脱，而王诚斋为人又很机警，借名册上登记的姓名与自己名字不相符，为自己辩解，于是，他被释放了。
　　出狱后不久，各地革命势力纷起，地方官都组织武力以自保，王诚斋就利用这个名义组织革命武装，成立百余人的“猎虎队”，其中骨干都是有胆识、武艺精湛而又有思想的人。这些人不仅个个骁勇，以一当百，而且与王诚斋有同乡之谊，又敬佩他的为人，所以都愿意誓死跟随。
　　建立武装投身陕西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2日西安光复。王诚斋当即在扶风举义响应，然后向东联合武功的焦易堂，西援凤翔革命。
　　凤翔光复后，清兵又来犯。当地文人李逢春倡言，凤翔乃军事重地，万一有失，敌人将从这里长驱直入，西安可能不保，必须派重兵把守。于是凤翔派了代表去省城要兵，军政府议决以副统领万炳南率2500人镇守，又调曹印侯新组建的敢死军前去增援，曹印侯率领部下赶到扶风与王诚斋会合。王诚斋以“猎虎队”为基本队伍，临时在扶风募集新兵，曹率敢死军和这些新招募的共3000人向西开拔，王诚斋在扶风筹办粮饷，兼程赶往凤翔。
　　当敢死军到达时，凤翔城内已处于硝烟战火中，清政府命甘军副将崔正午率精锐西下，陕甘提督张行志率壮凯军南下，两面夹击凤翔城，不仅如此，光凤翔城下的清军步兵营就有16个，人数达一万多。这些士兵都是久经训练的精锐，快枪怒马，剽悍迅疾。此时，城中守军只有2000余人，毛瑟枪只有300多杆，弹药不足。敢死军大部分都是爱国志士，所用武器都是大刀、长矛或长柄刀，即便如此，这支军队在曹印侯与王诚斋的带领下，个个不畏生死。到凤翔后不久，曹印侯便因病卧床，于是所有事情都由王诚斋负责。
　　王诚斋治军严明，敢死军自始至终军容严整，士气高昂。因为敢死军缺枪炮，只适合肉搏战，不能远攻，所以王诚斋就命他们突击、伏击，出敌不意，迅即临战，敢死军冲入清军阵营，大刀、长矛轮番上阵，杀死清军数百人，并缴获枪支、弹药、骆驼等战利品，凤翔得以转危为安。
　　1912年，王诚斋受命为延安宜川县县长，这里地瘠民贫。他一上任，就察访民情，开仓赈灾。为了杜绝弊端，王诚斋亲自监督赈灾粮的发放。宜川县里有两个恶绅，他们胡作非为、鱼肉百姓，因其势力庞大，历任县长不但不敢动他们，还要拉拢巴结。王诚斋到任后，这些人依旧怙恶不悛，对抗新政的实施，于是王诚斋下令将他们一举铲除。在任期间，王诚斋兴办教育，设立宜川小学，亲课农桑，深受百姓爱戴。
　　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中国重新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得知这一消息后，王诚斋毅然决然地辞官归里，与同是革命党人的王伯明、魏象枢等人密谋反袁护法。他们遵老师刘古愚之命，在扶风县城内创办钱庄，用收入来培养学生，并以钱庄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1914年，白朗起义军从河南入陕，袁世凯以追剿为名，命手下陆建章率陆军第七师入陕。陆建章心狠手辣，外号“屠伯”，消灭白朗余部后，陆建章留任陕西督军。在此期间，他大肆搜刮民财、任人唯亲，同时还下令大肆捕杀革命党人。
　　1916年2月，王诚斋在钱庄被陆建章派来的骑兵队抓捕后，关入西安监狱，在狱中恰逢监狱长喜爱古典文学，经常和王诚斋探讨，加上革命党人王伯明等人的多方营救，王诚斋一直在监狱中平安度过。后来，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夜袭陆建章的儿子陆成武的防地，将陆成武捉为人质，陆建章被迫退出陕西。王诚斋终于出狱。
　　刚正廉明为百姓谋福利
　　护法运动后，王诚斋受命主持扶风县事，民初仍沿袭清制，地方官不能到本籍任职，因为王诚斋刚正廉明，深受当地百姓爱戴，所以他被推荐回扶风主持县政。在任期间，他干了四件大事。
　　当时扶风的户籍田粮制度很混乱。按照旧制催缴田粮是世袭差事，父死子继，即便是孩子年幼不能胜任也要干，常有十四五岁的孩子就为官府催缴田赋。其次田粮的征收不按照区域划分，只按照户口花名，如绛帐镇的粮款由午井镇的里长催缴，因此屡出差误。特别是土地买卖典当，甚至有父亲已经卖掉土地，其儿子还要纳粮的，加上粮款项目繁多，土地等级不一，衙门胥吏从中作弊，百姓苦不堪言。为了铲除这一积弊，王诚斋召集全县年长有德望的老人及熟悉田亩者，开会讨论，拟定办法；经过半年多时间，将全县户籍田赋作了一次合理调整，并划全县为二十四里，里有长，各里田亩依其优劣定等评级，按等级每亩应缴田赋若干，自此多年来的田赋混乱现象终结，百姓欢天喜地，有口皆碑，到处传颂。
　　当时烟毒泛滥，士农工商吸食者比比皆是，为此倾家荡产的人越来越多。吸食者多了，种植的人也不断增多，最后使得种鸦片的土地多于种粮食的土地。王诚斋三令五申，晓谕百姓，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种植、吸食者锐减。
　　王诚斋还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清末，扶风县教育落后，农村私塾寥寥无几，贫苦子弟无法就读，加之所学内容多为《四书》《五经》之类，艰涩难懂。对此，他大力倡办学校，并大胆改变课程设置，使之学而有用。
　　同时，他提倡妇女放足，从自己家做起。他让两个已缠足的女儿放足，另两个小女不再缠足，一时传为佳话；然后在扶风设立了天足会，专门教育和劝导父母不要给女孩子缠足，逐步改变了缠足陋习。
　　他整顿扶风县后，又奉命执掌彬县。当时彬县有一霸吴柏梁，此人伙同豪绅，勾结土匪，把持乡里，历任县长都要仰承其鼻息。彬县本来就地瘠民贫，加上土匪抢劫，豪绅盘剥，民不聊生。王诚斋上任后，决心为民除害。他以宴请吴柏梁为首的几个豪绅议事为名，于县衙中伏兵将这些人全部杀死，将首级悬挂于城门，并布告其罪状。其手下匪众闻讯后赶来攻城，王诚斋早有准备，“猎虎队”登城防御，奋勇出击，匪众溃散，彬县人心大快。
　　相约护法为靖国军筹饷
　　护法之役，陈树藩与革命党人合作，取代了陆建章的位置，成为陕西督军。但陈树藩转身投靠在北洋军阀段祺瑞的门下，露出本来面目。他扩充部队，预征田赋，加重陕西人民负担，又以出卖全省棉业及铜园制造权为条件，私向日本太仓银行借款；更是下令农民种烟，勒索大宗烟款，致使烟毒泛滥，盗匪遍地。
　　至此，陈树藩从革命阵营中的投机盗权分子转变为公开的背叛者，成为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在陕西的一只恶犬。西安方面派人与孙中山联系反段倒陈，并带回指示。此后陕西革命党人发动了大规模反对北洋军阀斗争，王诚斋与学生董振五及其同僚邓宝珊、张义安等商议，发动了三原起义。
　　王诚斋到三原，找董振五、张义安等人，密谋说服陈树藩手下胡景翼率部起义。王诚斋到军中后，局势已经变了。陈树藩派其亲信曾继贤、严锡龙率一旅，进驻三原县城，监视张义安、董振五，并企图压迫张、董所部调离三原。而曾、严素称剽悍善战，显然有相机消灭之意图。此时，两军已成水火。于是王诚斋、邓宝珊、董振五、张义安等四人就在营部附近的一个染房里秘密计议，决定先消灭陈树藩这个王牌旅；然后以三原为根据地竖起国军大旗，声讨皖系陈树藩，响应孙中山西南护法。 
　　因为陈树藩兵力雄厚，敌众我寡，于是他们决定出敌不意、乘敌不备，于夜间发起总攻，受到袭击的敌人尚在睡梦或赌博中，战斗打响后，一夜之间敌人全部被歼。胡景翼此时尚在前线，闻讯后即回师三原，竖靖国军旗。从此，陕西人民反对北洋军阀武装斗争的火焰以燎原之势，迅速而猛烈地燃烧起来了。
　　1918年8月，陕西靖国军各路义师已攻占了陕西绝大部分地区，陈树藩被迫龟缩于西安城内，于是议迎于右任司令统一指挥，孙中山早于6月间已有令给于右任，于是于右任来陕任总司令职。
　　此时陕西六路军马云集，约计十数万之众，可是军饷成了一件难事。于右任与王诚斋本就是朋友，便委任王诚斋以筹饷总局长之职。王诚斋获得“靖国军的灵魂”之誉。当时的筹饷办法是向富户捐输以济急需，以三原、泾阳、富平、耀县一带田赋及捐款实难应战争之急需，王诚斋以家中资财对接济军需，直至靖国军各路都有了固定地盘，就地征饷，筹饷局遂取消。
　　1920年，靖国军总部应群众要求，决定仿照广东非常国会办法，在辖区设议会于三原，由各县人士投票选举，遂出议员27人，议长为王诚斋，副议长为周伯敏。议会成立后，渭北各县原任省议会议员多弃绝刘镇华的羁縻，来三原参加临时议会。当时靖国军区的政治设施，多经议会讨论决定。
　　靖国军时期，在其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显示出进步和向上的生命力，与陈树藩统治区迥然不同。在1920年大旱灾中，靖国军区域尽力救灾，在京沪两广等地募捐得大量赈款，又成立西北五省救济会，拨款在渭北二十余县发放，因而使处于战火及自然灾害双重袭击下的人民得以渡过难关，并于1921年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筹划引泾水利工程。
　　同时靖国军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总司令于右任热心教育，首创渭北中学、民治小学。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解体，于右任去上海向孙中山汇报陕事经过，王诚斋去北京以观时局。当时农商部长李印泉很看重王诚斋，想请王诚斋为实业专使，开发西北农田水利，王诚斋看透了时局，忧愤国事，不久病逝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