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丁童遗址






　　
　　毅然参军
　　无悔奔赴抗日前线
　　绵延多日的冬雨总算过去，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湛蓝，这几日的童峪村显得非常宁静。关于村中抗战老兵的线索，是岐山县一位青年作家在一次交谈时无意中谈到的，并提供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上，一个穿着笔挺军装的清瘦身影出现在记者眼前，虽然照片已有些泛黄，但照片上青年眼神笃定，写满了故事。
　　经打听，这张照片的主人叫丁文英，是一位抗战老兵，也加入过地下党，他的家乡就在童峪村。带着零星的线索，记者走进了村庄，向村民打听关于丁文英的故事，当村里上年纪的村民听到这个名字后，纷纷指向村中的一户人家说，“那是永济的爹，打过日本兵。”
　　根据线索，我们慢慢向丁家后人家的方向走去。叩响大门，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走了出来，当我们表明来意后，他答道，“我就是永济。”
　　他叫丁步洲，1938年生，小名唤“永济”。这个名字，就是他的父亲丁文英所起，用来纪念其参加过的永济战役。谈起父亲，丁步洲从屋里拿出了一张父亲的戎装照，一边擦拭，一边打开了话匣子——
　　丁文英，1910年出生于童峪村丁家组。早年间的丁家人开过豆腐作坊，后来做过买卖，家境还算殷实。到了丁文英这一辈，因为地方上闹匪患，丁家大哥被土匪所绑，后因赎金没谈成，丢了性命，丁家渐渐走向了衰落。在丁家四兄弟中，排行老二的丁文英面对家庭的变故，一直憋着一股劲，那就是为大哥报仇的决心，所以他毅然选择了参军。
　　21岁那年，丁文英加入了宝鸡县保安团；“七七事变”爆发后，面对国仇家恨，丁文英告知上司、说服家人，决心冲上前线，与日寇战斗到底，保家卫国。就在这时，他圆滑的上司却极力劝说年轻人不要意气用事，希望他继续留在县保安团。丁文英抗日决心已定，他毅然带领分队的30多名进步青年东进，投奔至西安的第17路军杨虎城将军麾下，被委任为连长，在城内维持治安，驻守西安西城门。
　　1938年，丁文英的连队被整编至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38军17师7营。当时，一心只想着报国的丁文英，在屡次战斗中冲锋陷阵，不惧生死，很快他被破格提升为9连连长，这一年，他只有28岁。同年7月，38军扩编为第31军团，孙蔚如任军长，部队整编完毕后，全部开赴晋南中条山抗日前线，丁文英跟随部队东渡黄河作战，奔赴抗日前线。
　　血战永济
　　誓与日寇战斗到底
　　“死守黄河”是丁文英身边每一位战士的信条，在历时三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丁文英先后参加了“血战永济”“六六战役”等战斗。这当中，“血战永济”最为刻骨铭心。
　　1938年8月15日，日军20师团77联队所属炮兵、坦克、空军等作战部队3000余人越过重重防线，在今山西省永济市城西街办西姚温村、原永济县城所在地的蒲州老城一带，和驻守的国民革命军第31军团官兵展开血战。
　　17日，摆在峨嵋垣上的大炮有23门，并有3架飞机助战。正午12时前后，2000多名日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之下，从城东五六里的峨嵋垣蜂拥而下。下午2时许，飞机开始盘旋侦察，以后又是骑兵冲到城下侦察。紧接着，敌人的23门大炮从垣上居高临下，以密集而猛烈的炮火向城内轰击，飞机从空中配合作战，一时间，弹如暴雨，尘土飞扬，永济城内的掩体全部被摧毁，东城墙上的墙垛几乎毁尽，绝大多数战士血洒疆场。丁文英率领连队官兵，英勇战斗，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永济城失守。在永济保卫战中，丁文英虽然成功突围，但已身负重伤。
　　滚滚流过的黄河水，不知带走了多少陕军将士的鲜血，这一战，丁文英的战友不知牺牲了多少。“永济保卫战”是“西北军”抗战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毙敌300余人，重创了日军的西进势头。也是这一年，丁文英的儿子平安降生，当这个消息传到他耳中，战场上的他悲喜交加，含泪为爱子起下乳名“永济”，来铭记这场战争，他也希望儿子能平安长大，身边再无战事。
　　1941年夏，战场上的丁文英旧伤未愈，新伤又起，被部队安排到西安疗伤；同年10月，国民政府为丁文英颁发了“精忠报国”奖章。待丁文英康复后，准备归队时他才知晓自己所在师部损失惨重，编制被解散，他选择先回乡探亲。回到童峪村后，丁文英才知自己的妻子于1940年病逝，家中只剩下年幼的儿子由母亲独自抚养。
　　考虑再三后，丁文英选择解甲归田，但作为进步青年的他，很快加入了扶风游击队。1948年5月，在夜色的掩护下，游击队兵分两路，一路包围了权家城，一路从西城墙缺口处进入城中，直奔扶风地主权文治住所，守城兵丁纷纷缴械投降，权文治之子权世录翻越城墙逃跑时跌落到城壕里，被游击队员击毙。
　　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丁文英被权家雇凶枪杀于扶风县法门寺附近。讲到这里，丁步洲有些哽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县人民政府将枪杀丁文英的凶手绳之以法，作为受害人家属，13岁的丁步洲受邀参加公审大会。
　　今年已是耄耋之年的丁步洲感慨道：“9岁多时，父亲就离开了，我可以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16岁时，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再送儿子去当兵。这一辈子，我最感谢的就是党对我的关怀和培养，这也是我常给儿孙们说的话。”
　　保护文物
　　村民挖宝主动上交
　　在童峪村的南头，竖立着一通石碑，上面写有“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丁童遗址’……”时间落款为1992年4月20日。童峪村以丁姓、童姓人口居多，这里紧邻扶风县的法门寺，是古代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古遗迹丰厚。值得一提的是，童峪村村民护宝故事已成佳话。
　　外叔鼎，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大盂鼎、大克鼎并称为“中国三大鼎”，是名副其实的无价之宝，也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尊宝鼎背后，还有一段和5位农民的不解之缘。
　　1952年，岐山县青化乡童家村村民童兆乾、童玉乾、童怀义、童铨和童生民五人在一处土壕挖土时，发现了一个“大家伙”，五人合力将这口大锅一样的东西挖了出来，并放置于童铨家房顶的小阁楼上。这一放就是小半年，后来，他们又将这个“大家伙”转移到了童兆乾家，放在了火炕与屋墙间隔处，并用土坯和泥封了起来。
　　这期间，童兆乾、童玉乾、童怀义、童铨和童生民也曾动心，把“大家伙”当废铜烂铁卖了，按照当时的市价可以卖636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可他们再一想，年幼时，曾听村里的老人讲，自己的家乡是周的建都之地，这个“大家伙”可能就是周公的宝贝，他们再不敢、更不舍卖掉它，就这样，这件“大家伙”一直被放了5年多。
　　1958年，国家开始了农村文物普查工作，岐山县文化馆工作人员来向村民讲解文物保护政策。童兆乾、童玉乾、童怀义、童铨和童生民听到讲解后认识到，他们挖出的“大家伙”可能就是文物，应该上交国家，经商量后，他们马上找到大队队长说明了情况。
　　随后，村上逐级上报，不久，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赶到童峪村，当他们看到文物后感慨道，“这是周代的青铜鼎，是珍贵的文物。”次日一早，童兆乾、童玉乾、童怀义、童铨和童生民一起赶了一辆牛车，小心翼翼地将铜鼎送到了四五十里外的岐山县文化馆。当时，岐山县人民委员会对五人进行了表彰奖励，奖给每人一条毛巾、一个搪瓷水杯，同时颁发了“保护文物有功”奖状一张，上书“……五人挖出铜鼎……是研究祖国历史的宝贵资料，于本年八月献给政府，这种爱护祖国文物实际的行动是值得表扬的”。
　　大鼎被送到岐山县文化馆后，经专家研究发现，这个大鼎为西周时期的宝鼎，因为上面刻着“外叔作宝尊彝”等铭文，故命名“外叔鼎”。外叔鼎通高89.5厘米，口径61.3厘米。下垂腹，立耳，口沿下饰回顾状夔纹和卷尾倒置的兽纹，足饰兽面纹。此鼎器形之大仅次于大盂鼎和大克鼎，整器形制雄浑，装饰风格朴素而不失华美，是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随后，宝鼎被送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定为一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