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发布:
秦商史话
雅安是姚家茶叶生意的中心，也是姚家商业布局中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作为清朝末年民国初期秦商的代表人物，姚文青的“天增公”商号是当时雅安最大的茶叶商号，基本上垄断了康藏地区的茶叶贸易。“天增公”是姚家诸多商号中的一个，除了茶叶，还经营土布、药材、白蜡等生意。甚至“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姚家还是国内唯一一家与缅甸有锦缎生意来往的商行”。姚文青将家搬到了四川，位于卢进士巷的这个兼具中国园林风格和西方建筑风格的院落，就成为泾阳老家人来西安的歇脚地。民国时局势稍微安稳，忙于生意脱不开身的姚文青就让丈母娘住进这个院子，后又让自己的母亲和姨娘也住了进来。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姚文青并不是卢进士巷里最阔气的人家，但他的儒雅、慷慨和乐善好施却最有名。他曾对孙子说：“姚家的钱是给外人用的。姚家的子孙应该自立，靠自己奋斗，不能贪图享受。”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联合于右任，一起创建了泾阳县的第一所中学，还为泾阳县图书馆捐赠全套“四部备要”。新中国成立后，姚文青将自己的茶叶、纺织公司交给国家，将在陕西的其他17处房产一并交公，只留下这一处宅院。抗美援朝时，他将所积蓄的800多两黄金全部捐给国家用以买飞机。他一生拥有藏书10万册，“文革”后仅剩下千册，临终前也全部送给了吴宓的一个关门弟子。即便到了晚年，他也用有限的积蓄来帮助陕西籍的海外学子。1973年，不再从商的姚文青回到西安，在芦荡巷这个古朴幽雅的院落里度过了晚年。
如果仅仅只有这些，姚文青会很快被历史的风尘所遮蔽。在生命之花即将凋谢之际，姚文青以惊人的意志力，梳理了几十年纵横商战的经验，并冷静清醒地以“天增公”为例，全面理性地总结了清朝末年民国初期秦商的经营思想，用七天时间写成《泾阳社树姚家商业经营概况》一稿。姚文青的这部遗稿，是具有浓郁亲历性的秦商重要文献之一。全文如下——
泾阳社树姚家商业经营概况
天增公号的规章制度，突出“做人正直，诚实不欺”的经营理念，各项事务均有详细规定：
（1）伙员的来历：初入号的学徒，称为新客，全系号上掌柜、二柜以及其他老客的侄男子弟或亲戚，由他们举荐入号。间亦有县绅们的亲友，但仍需有本号人员推荐，方能入号。新客亦属本号货员的子弟、亲友等。
（2）入号时间：每年春秋二季，以保荐入号之新客，由老客率领入川，老客体弱者将乘对半轿（二人抬），掌柜可乘丁拐轿（三人抬）、新客一律步行，行宿有定，一般一月零一天可达雅安，然后由总号再分配到各岸（即各处分号），凡在旧历十月一日以前到达总号者，本年即可进账，过期则下届始能进账（每账两年），故需计时间，赶于十月一日前到雅安，以免吃亏。此专就新客首次进账而言，以后则不拘也。
（3）领本：新客进账后，即领本经布300两，两年账终，即可分红。新客初到号，期限一般为四年（即两账）始能回家，家有要事，经总号同意，亦可提前。回家休息约一年，第二次来号上，即为老客，照例增加领本100两，各日复本，复本以后，则按功劳之大小，酌量增本，不再有定。
（4）领本制度：各号向无工资均属领本分红制，领本每人起码300两（新客），最多6000两（总经理），无论多少破账时先除去100两另行结算分红，谓之护本金，余下的领本，按东伙各半计算，此种方法新客最为吃亏。民国十六年（1927），两改为元，将新客领本，改为起码500元，并将护本金废除，一律以东伙各半计算。
（5）领本、坐本、护本金：领本为分红标准，原属虚构，每账终结，按伙员在本账贡献的大小，按劳增加，有过误者，亦酌情处罚，故领本对每个伙员每账有增有减，总数上总是增多。民国后，逐渐增加，最多10余万两，改元为单位后，亦不过20多万元。实际营运不止此数。伙员死亡，其本账应分之红，仍应以付，等到下账方能下本除名。至于各处经理，多为更留一两账，有功者，甚至留三五账，始下领本，此即等于抚恤金。坐本为总经理和分号经理特有权力，总经理有功绩，可逐渐坐本至600两，分号经理，有劳绩，可逐渐做本至400两。坐本所之分红，三经理独得，死亡后，次账即下，护本所分之红，永存号上，以资营运，原则上不能动用（近似现在的公积金）。
（6）支使之分发和东伙用钱之限制：每年春秋二季，总号必兑钱至老家，为各伙员按各分发支使，不管生意如何，支使必发。待破账分红后，再为扣除，如破账无红，作为专支，除支使外，伙员若尚有正当需要（如婚丧、疾病等），经总号同意，亦可多支。因为伙员彼此多属亲戚子侄，某家需钱，经理等是一清二楚，经理及保荐人，等于伙员的家长。至于东家，家庭用度，经理亦有限制，虽有存钱，不许乱用，故经理称为总管，其权不仅管伙员，亦管东家，真正是有职有权。此制度为先人所定，在天增公特别显著。
（7）检查行李：早年伙员由川归陕，多系一帮，人数较多，有乘轿、有步行，行李则有骡马驮载。到陕后，先至东家家中，将行李卸下打开，请东家检阅。其有地位之经理推让一番，也可不检，其余行李，有一人提叠好之衣角，逐渐放松，放完仍包好，即算完毕。伙员带回行李，多为其父母所置寿衣，因号上终年有裁缝，布匹对伙员价格亦较便宜，其余就是自己给妻子缝点衣服，根本不会有什么禁品，从未有没收过一次。到了民国，土匪遍地，也不敢这样驴驮马载地大肆张扬，都改用邮寄，这个制度也就自然取消了。（连载69）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姚文青并不是卢进士巷里最阔气的人家，但他的儒雅、慷慨和乐善好施却最有名。他曾对孙子说：“姚家的钱是给外人用的。姚家的子孙应该自立，靠自己奋斗，不能贪图享受。”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联合于右任，一起创建了泾阳县的第一所中学，还为泾阳县图书馆捐赠全套“四部备要”。新中国成立后，姚文青将自己的茶叶、纺织公司交给国家，将在陕西的其他17处房产一并交公，只留下这一处宅院。抗美援朝时，他将所积蓄的800多两黄金全部捐给国家用以买飞机。他一生拥有藏书10万册，“文革”后仅剩下千册，临终前也全部送给了吴宓的一个关门弟子。即便到了晚年，他也用有限的积蓄来帮助陕西籍的海外学子。1973年，不再从商的姚文青回到西安，在芦荡巷这个古朴幽雅的院落里度过了晚年。
如果仅仅只有这些，姚文青会很快被历史的风尘所遮蔽。在生命之花即将凋谢之际，姚文青以惊人的意志力，梳理了几十年纵横商战的经验，并冷静清醒地以“天增公”为例，全面理性地总结了清朝末年民国初期秦商的经营思想，用七天时间写成《泾阳社树姚家商业经营概况》一稿。姚文青的这部遗稿，是具有浓郁亲历性的秦商重要文献之一。全文如下——
泾阳社树姚家商业经营概况
天增公号的规章制度，突出“做人正直，诚实不欺”的经营理念，各项事务均有详细规定：
（1）伙员的来历：初入号的学徒，称为新客，全系号上掌柜、二柜以及其他老客的侄男子弟或亲戚，由他们举荐入号。间亦有县绅们的亲友，但仍需有本号人员推荐，方能入号。新客亦属本号货员的子弟、亲友等。
（2）入号时间：每年春秋二季，以保荐入号之新客，由老客率领入川，老客体弱者将乘对半轿（二人抬），掌柜可乘丁拐轿（三人抬）、新客一律步行，行宿有定，一般一月零一天可达雅安，然后由总号再分配到各岸（即各处分号），凡在旧历十月一日以前到达总号者，本年即可进账，过期则下届始能进账（每账两年），故需计时间，赶于十月一日前到雅安，以免吃亏。此专就新客首次进账而言，以后则不拘也。
（3）领本：新客进账后，即领本经布300两，两年账终，即可分红。新客初到号，期限一般为四年（即两账）始能回家，家有要事，经总号同意，亦可提前。回家休息约一年，第二次来号上，即为老客，照例增加领本100两，各日复本，复本以后，则按功劳之大小，酌量增本，不再有定。
（4）领本制度：各号向无工资均属领本分红制，领本每人起码300两（新客），最多6000两（总经理），无论多少破账时先除去100两另行结算分红，谓之护本金，余下的领本，按东伙各半计算，此种方法新客最为吃亏。民国十六年（1927），两改为元，将新客领本，改为起码500元，并将护本金废除，一律以东伙各半计算。
（5）领本、坐本、护本金：领本为分红标准，原属虚构，每账终结，按伙员在本账贡献的大小，按劳增加，有过误者，亦酌情处罚，故领本对每个伙员每账有增有减，总数上总是增多。民国后，逐渐增加，最多10余万两，改元为单位后，亦不过20多万元。实际营运不止此数。伙员死亡，其本账应分之红，仍应以付，等到下账方能下本除名。至于各处经理，多为更留一两账，有功者，甚至留三五账，始下领本，此即等于抚恤金。坐本为总经理和分号经理特有权力，总经理有功绩，可逐渐坐本至600两，分号经理，有劳绩，可逐渐做本至400两。坐本所之分红，三经理独得，死亡后，次账即下，护本所分之红，永存号上，以资营运，原则上不能动用（近似现在的公积金）。
（6）支使之分发和东伙用钱之限制：每年春秋二季，总号必兑钱至老家，为各伙员按各分发支使，不管生意如何，支使必发。待破账分红后，再为扣除，如破账无红，作为专支，除支使外，伙员若尚有正当需要（如婚丧、疾病等），经总号同意，亦可多支。因为伙员彼此多属亲戚子侄，某家需钱，经理等是一清二楚，经理及保荐人，等于伙员的家长。至于东家，家庭用度，经理亦有限制，虽有存钱，不许乱用，故经理称为总管，其权不仅管伙员，亦管东家，真正是有职有权。此制度为先人所定，在天增公特别显著。
（7）检查行李：早年伙员由川归陕，多系一帮，人数较多，有乘轿、有步行，行李则有骡马驮载。到陕后，先至东家家中，将行李卸下打开，请东家检阅。其有地位之经理推让一番，也可不检，其余行李，有一人提叠好之衣角，逐渐放松，放完仍包好，即算完毕。伙员带回行李，多为其父母所置寿衣，因号上终年有裁缝，布匹对伙员价格亦较便宜，其余就是自己给妻子缝点衣服，根本不会有什么禁品，从未有没收过一次。到了民国，土匪遍地，也不敢这样驴驮马载地大肆张扬，都改用邮寄，这个制度也就自然取消了。（连载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