貘尊

    汉代人物俑

    秦公钟

　　挽弓搭箭狩猎忙
　　在以农耕为主的我国古代，上至天子君王，下到布衣百姓，对狩猎都不陌生。从夏朝开始，王就规定每年必须狩猎四次，顺应春夏秋冬四季，狩猎也被称为“田猎”；而老百姓在农闲时也会选择进山打猎，这样不仅可以贴补家用，还可以打打牙祭。“狩猎”是古人的娱乐方式之一。
　　商周时期，宝鸡就是名副其实的“园林城市”，生态环境自然没话说。为何如此自信？我们从出土的文物中就能找到答案。在宝鸡出土的众多青铜器、玉器中，人们不仅能发现虎、鹿、牛、兔、鱼等动物的身影，也能寻觅到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动物“貘”。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展厅内，有一件出土于宝鸡茹家庄西周早期墓葬的青铜貘尊。貘，是一种有蹄类哺乳动物，它鼻子很长，长得非常像猪，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中和泥中，擅长游泳。它主要生活在南美洲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草原、沼泽地带，以及灌木丛中。
　　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于1972年正式发表的《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曾提及，三千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据此推断，喜好于灌木中生活的貘，或许曾在三千年前的宝鸡地区出现，它灵活轻巧的身影，被当时的青铜设计师呈现于酒器之上，便有了这件貘尊。
　　由此看来，良好的生态资源为古人狩猎提供了有效保障。再看看文献中记载的“囿”。囿，是中国古代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的园林形式。《史记·殷本纪》载：“帝纣好酒淫乐……益收狗马奇物，充牣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可以认为，囿，从殷商时代就已产生。

　　《诗经·大雅·灵台》提到周文王的灵囿：“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当时帝王有囿，方国之侯也有，有注释为：囿，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据《周礼·地官》记载，周代设官管理苑囿内事务：“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这些人分别掌管园林，并从事动植物的饲养与种植工作。后来，囿统称为“苑囿”。
　　可以说，在囿这种早期园林内，不仅草木繁盛、鸟兽繁衍，也提供了游乐、栖息之地，是君王贵族狩猎的理想场所。
　　钟鸣鼎食乐声美
　　“钟鸣鼎食”这个成语讲的是，古代豪门贵族吃饭时要奏乐击钟，用鼎盛着各种珍贵食品，形容权贵的豪奢排场。简单说，就是古代贵族吃饭时要奏乐，讲究氛围。 
　　在西周的礼乐制度中，礼以鼎为中心，乐以钟为中心，鼎、钟是商周时代青铜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经过西周制定和完善的“礼乐”制度，“礼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定的符号，而“钟鸣鼎食”也在历史的演进中变成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代表着富庶、文明和礼仪。
　　编钟是祭祀宴飨和军事占卜活动中的重要礼器。宝鸡的青铜文化让人钦羡，本地出土的编钟也不少，为探讨我国编钟的发展源流及乐律学、铸造工艺的演进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传统文化中，古乐五音为“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的名称），但在编钟的演奏中，却没有商音。据《周礼·春宫·大司乐》中的相关记载，西周不用商音作为调式主音，当然也就没有商调的存在。
　　西周晚期以后，编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钟的数目由最初的三件一组增加到八件一组，其音量比殷商编铙要大得多，更能体现西周贵族的权威，也反映了周人对乐悬制度的重视程度。
　　1978年1月，宝鸡县（今陈仓区）太公庙村农民冉怀绪，在自家后院取土时发现一坑青铜器窖藏，共出青铜器八件：钟五件，镈三件。秦公钟纹饰一致，甬部饰四条小龙，带上有四组变形雷纹；旋部饰重环纹；舞部纹饰可分四个区段，每一区段内有三条变体夔纹相绕；钲部可分五个区段，内饰两条双身夔纹；鼓部饰相向而立的凤鸟一对。考古人员根据钟、镈上的铭文推断，作器者为秦国开创活人殉葬的秦武公。
　　作为春秋时期秦国国君享有的编钟，秦公钟不但体量大，而且音色纯正清亮，奏响后有双音效果。一个钟可以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这得益于匠人们高超的铸造工艺，他们巧妙地把握了每个钟内壁沟槽的深度和宽度。
　　我国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也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因其乐声清脆明亮、悠扬动听，能奏出歌的旋律，编钟又被称为“歌钟”，也是我国青铜文化中一朵绚丽的奇葩。
　　贵族吃饭要奏乐，百姓吃饭也可以唱歌，只是奏唱时要讲“乡饮酒礼”。这种礼是周代流行的宴饮风俗，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国家推荐贤者，由乡大夫作主人设宴，后演为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此宴为“乡饮酒”。
　　据史料记载，在“乡饮酒礼”的进行过程中，还要奏唱一些宴飨歌，以赞颂周朝、周天子，达成团结之旨，所以这些飨宴诗歌，已成为乡饮酒礼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奏唱这些歌都是有其用意的，在古代文献中，常可见到古人用鹿鸣来比拟宴会嘉宾和笙瑟构成的宴会盛况，此宴也称“鹿鸣宴”，后经久不衰，一直延续至清代。 
　　乐舞百戏技艺高
　　在不少古装影视剧中，男女主角都会相约于元宵节。每逢佳节，京城繁华热闹，处处张灯结彩，大街小巷的茶坊酒肆灯烛齐燃，街衢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戏台搭起有八里之长，艺人们载歌载舞，游玩与观灯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尽情欢乐。
　　没错，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的古人娱乐生活一点也不单调。从史料看，两汉的宫廷，就有十分豪华的百戏演出场所。汉武帝为宴请匈奴和西域各国使者，举行了一次盛大乐舞百戏会演，“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在这座可供千万人观看的大看台上，皇亲国戚和各族贵宾们都可安坐帐中看戏，“落以随珠和璧”，随珠和璧是当时名贵的珍珠宝玉，装饰于演出场所，可以想象出那时的热闹情景。
　　在汉代，乐舞百戏并不是王孙公子的专属，它也受到老百姓的欢迎，用一个词形容就是“身临其境”。宝鸡地区就曾出土过滑稽俑、女舞俑、吹排箫女俑等汉代人物俑，要知道，汉代杂技表演，种类之繁多，场面之热烈，这些文物从侧面就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
　　东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在《西京赋》中，有对杂耍艺人演出场景的记载，他描绘说：“临回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憧，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第一、二句说的是杂技演出有既宽又大的广场，演着各种杂技妙艺，乌获扛鼎是举重表演，都卢寻撞是顶竿演出，跳丸和跳剑都是掷物杂耍，走索类似于今天的走钢丝。
　　除此之外，书中还记载有“怪兽陆梁”“白象行孕”“蟾蜍与龟”“水人弄蛇”等马戏团的表演，以及“化为仙车”“易貌分形”之类的魔术演出。不难看出，现代人喜欢的杂技和马戏，早在我国汉朝都已有了雏形。
　　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在我国山东沂南县北寨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距今近两千年的东汉墓，墓中有60多幅汉代石刻壁画，特别以古墓中室横额上的一幅《乐舞百戏图》最为珍贵。画面上共有54名演出人员，正在进行各种特技表演，这是当时一个规模不小的杂技团，它为我们展示了汉代杂技艺术千姿百态的表演场景。可以说，我国的杂技艺术成熟于两千年前的两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