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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有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山陕商人建立了纵横全国的经营网络，依靠会馆这个网点，较早地实行了公司化和集团化经营。
在赊旗，山陕商人建立了号称“天下第一山陕会馆”的赊旗山陕会馆。河南赊旗《重兴山陕会馆碑记》记载，建造这个山陕会馆的目的就是要使之“毅然蔚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诚，赊镇之巨观也”。工程浩大的赊旗山陕会馆，在乾隆二十年（1755）初建成春秋楼，嘉庆六年（1801）主体建筑悬鉴楼建成，道光六年（1826）初步竣工，历经几代山陕商人70多年的努力才得以建成。咸丰七年（1857）被战火毁掉后，同治元年（1862）再重建，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才建成，赊旗山陕会馆几乎成了清王朝重要历史阶段的见证者。这个极尽奢华繁复的会馆，最大的看点是馆门外竖立的蟠龙铁旗杆。该铁旗杆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所铸，高17.6米，重5万余斤，由旅居赊旗的陕西同州府商人捐资3000余金铸就。在岁月的长河中，赊旗山陕会馆进行了多次修缮，仅在清末重修会馆一次，就消耗了87788两银子。这个数字，显然有暗合商人心理需要，为求吉利而刻意为之的因素存在。在赊旗山陕会馆中，还存有三通刻有商业道德规则的石碑，即“同行商贾公议秤定规矩碑”“公议杂货行规碑”“运载行差务碑”，依次记录着规范度量衡、倡导诚信经商和分解官府席片数量等内容。这三通石碑，是我国现存会馆类建筑中最全面的商业道德规则石碑。
让人至今难以找到答案的是，在甘肃东南部商贸集散重镇的天水市，“陕省会馆”至今还屹立在天水市中心。和其他地方秦晋山陕商人联合盖会馆的做法不同的是，天水相邻的会馆分挂着“陕省会馆”和“山西会馆”两块匾额。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待解之谜，也是当年山陕商人留给我们的一道待解之题。
第五节十里盐场
商帮的出现，是大明王朝对中国商业发展的一大贡献。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这是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中，对当时扬州城商业盛况的一句记录。这说明，在扬州商贸舞台上唱大戏的有两支队伍，一路是山陕商人的“西帮”，另一路是安徽商人的“徽帮”。
商人河下最奢华，
窗子都糊细广纱。
急限饷银三十万，
西商犹自少离家。
这是明清时的一首《扬州竹枝词》，记录了山陕商人在扬州最繁盛的下关一带贩盐致富、雄霸一方的事情。明代小说家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小说里的富商孙富就是以山陕商人为原型的。类似此等的山陕商人进入明清文艺作品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西帮在当时经济社会中实力和势力之大。值得重视的是，在明清500多年间形成并叱咤商界的十大商帮中，只有西商是唯一的跨省组合的商业集团。
朱元璋灭元建明后，蒙古残部在漠北仍惦记着中原。于是，朱明政权不得不在西北边境进行最严格的布防。沿长城设立的九个边关中，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个边关都在陕西一带，后来又在固原设立了“三边总督”，统领20万兵卒和10万匹战马。数量如此大的士兵和马匹，自然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来维系。为转嫁政府的财政危机，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允许商人向边关送粮换盐引。这是国家在食盐这一专控物资上的“国退民进”政策，因为当时安徽的淮盐价格昂贵，很多商人就把橄榄枝抛向了向边关送粮换盐引的新政。
占据地理优势的西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百年难遇的机会，他们很快就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个利益集团，以至于很多农民看得心急眼热，也纷纷进城经商、卖粮贩盐。有数据为证，在明永乐皇帝在位的21年间，陕西官方粮仓库存1100万石，可保障边防三年军粮的开支；到了万历年间，西安府的存量仅次于上海的松江府，位居全国第四。相比之下，山西本来粮食产量就不高，做盐引生意的晋商要先从山东买来粮食，再将粮食转到边境换盐引，无形中就比秦商要多了道手续。开中制让秦商成为纵横全国的商帮。据扬州《新城记》所载，陕西富平商人李月富是第一个到扬州经销盐业的秦商。他联合很多资金微薄的小商人一起合作，在扬州做起了用粮食换取盐引的买卖，开创了股份合作的模式，标志着秦商进入有规则的买卖阶段。
盐业成为当时秦商的主打产业，除了扬州，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投资开设井盐的资本，十有七八都来自秦商。到雍正年间，秦商成为左右自贡盐场的最大的资本集团。甚至可以说，是秦商一手打造出后来闻名全国的自贡盐业。霸气的秦商，还集资5万两银子在自贡建了座船形的西秦会馆，寓意要“将四川的银子运完”。
山陕商人利用“特区”优势贩盐的买卖，很快就受到了一项新政策的严重干扰。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直白地说，就是商人不必送粮到边关换盐引了，从家里拿上白银就可以就近购买盐引了。
“折色法”让西商折了财，却让徽商得了利。明清时，两淮是国内最大的盐产区。两淮盐运司所在地扬州，因为各地盐商的到来而熙熙攘攘一片繁荣。
“我从来都是戴着望远镜看世界的。”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这句话，道出了一个古今中外商业的大秘密：眼光决定财富。对于商人而言，谁能及时发现并准确把握住瞬间即逝的商机，谁就可能成为财富的新主人。那么，商人们该去哪里把藏着的商机找出来呢？来自陕西三原的梁家，用家族百年的实践，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紧跟形势，赚政策钱。
（连载48）
在赊旗，山陕商人建立了号称“天下第一山陕会馆”的赊旗山陕会馆。河南赊旗《重兴山陕会馆碑记》记载，建造这个山陕会馆的目的就是要使之“毅然蔚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诚，赊镇之巨观也”。工程浩大的赊旗山陕会馆，在乾隆二十年（1755）初建成春秋楼，嘉庆六年（1801）主体建筑悬鉴楼建成，道光六年（1826）初步竣工，历经几代山陕商人70多年的努力才得以建成。咸丰七年（1857）被战火毁掉后，同治元年（1862）再重建，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才建成，赊旗山陕会馆几乎成了清王朝重要历史阶段的见证者。这个极尽奢华繁复的会馆，最大的看点是馆门外竖立的蟠龙铁旗杆。该铁旗杆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所铸，高17.6米，重5万余斤，由旅居赊旗的陕西同州府商人捐资3000余金铸就。在岁月的长河中，赊旗山陕会馆进行了多次修缮，仅在清末重修会馆一次，就消耗了87788两银子。这个数字，显然有暗合商人心理需要，为求吉利而刻意为之的因素存在。在赊旗山陕会馆中，还存有三通刻有商业道德规则的石碑，即“同行商贾公议秤定规矩碑”“公议杂货行规碑”“运载行差务碑”，依次记录着规范度量衡、倡导诚信经商和分解官府席片数量等内容。这三通石碑，是我国现存会馆类建筑中最全面的商业道德规则石碑。
让人至今难以找到答案的是，在甘肃东南部商贸集散重镇的天水市，“陕省会馆”至今还屹立在天水市中心。和其他地方秦晋山陕商人联合盖会馆的做法不同的是，天水相邻的会馆分挂着“陕省会馆”和“山西会馆”两块匾额。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待解之谜，也是当年山陕商人留给我们的一道待解之题。
第五节十里盐场
商帮的出现，是大明王朝对中国商业发展的一大贡献。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这是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中，对当时扬州城商业盛况的一句记录。这说明，在扬州商贸舞台上唱大戏的有两支队伍，一路是山陕商人的“西帮”，另一路是安徽商人的“徽帮”。
商人河下最奢华，
窗子都糊细广纱。
急限饷银三十万，
西商犹自少离家。
这是明清时的一首《扬州竹枝词》，记录了山陕商人在扬州最繁盛的下关一带贩盐致富、雄霸一方的事情。明代小说家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小说里的富商孙富就是以山陕商人为原型的。类似此等的山陕商人进入明清文艺作品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西帮在当时经济社会中实力和势力之大。值得重视的是，在明清500多年间形成并叱咤商界的十大商帮中，只有西商是唯一的跨省组合的商业集团。
朱元璋灭元建明后，蒙古残部在漠北仍惦记着中原。于是，朱明政权不得不在西北边境进行最严格的布防。沿长城设立的九个边关中，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个边关都在陕西一带，后来又在固原设立了“三边总督”，统领20万兵卒和10万匹战马。数量如此大的士兵和马匹，自然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来维系。为转嫁政府的财政危机，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允许商人向边关送粮换盐引。这是国家在食盐这一专控物资上的“国退民进”政策，因为当时安徽的淮盐价格昂贵，很多商人就把橄榄枝抛向了向边关送粮换盐引的新政。
占据地理优势的西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百年难遇的机会，他们很快就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个利益集团，以至于很多农民看得心急眼热，也纷纷进城经商、卖粮贩盐。有数据为证，在明永乐皇帝在位的21年间，陕西官方粮仓库存1100万石，可保障边防三年军粮的开支；到了万历年间，西安府的存量仅次于上海的松江府，位居全国第四。相比之下，山西本来粮食产量就不高，做盐引生意的晋商要先从山东买来粮食，再将粮食转到边境换盐引，无形中就比秦商要多了道手续。开中制让秦商成为纵横全国的商帮。据扬州《新城记》所载，陕西富平商人李月富是第一个到扬州经销盐业的秦商。他联合很多资金微薄的小商人一起合作，在扬州做起了用粮食换取盐引的买卖，开创了股份合作的模式，标志着秦商进入有规则的买卖阶段。
盐业成为当时秦商的主打产业，除了扬州，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投资开设井盐的资本，十有七八都来自秦商。到雍正年间，秦商成为左右自贡盐场的最大的资本集团。甚至可以说，是秦商一手打造出后来闻名全国的自贡盐业。霸气的秦商，还集资5万两银子在自贡建了座船形的西秦会馆，寓意要“将四川的银子运完”。
山陕商人利用“特区”优势贩盐的买卖，很快就受到了一项新政策的严重干扰。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直白地说，就是商人不必送粮到边关换盐引了，从家里拿上白银就可以就近购买盐引了。
“折色法”让西商折了财，却让徽商得了利。明清时，两淮是国内最大的盐产区。两淮盐运司所在地扬州，因为各地盐商的到来而熙熙攘攘一片繁荣。
“我从来都是戴着望远镜看世界的。”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这句话，道出了一个古今中外商业的大秘密：眼光决定财富。对于商人而言，谁能及时发现并准确把握住瞬间即逝的商机，谁就可能成为财富的新主人。那么，商人们该去哪里把藏着的商机找出来呢？来自陕西三原的梁家，用家族百年的实践，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紧跟形势，赚政策钱。
（连载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