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摇篮》连环画封面




　　人物资料：
　　伍真（1921年-1996年），陕西扶风人。1938年3月，在陕北公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1941年春，到中央妇女委员会工作。1945年8月，调至延安中央第二保育院工作，历任指导员、保教科长等职务。放弃舒适生活奔赴延安
　　1921年1月，伍真生于扶风县法门镇宝塔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早年病逝，家中一贫如洗，母亲不得已带着她和弟弟改嫁。慢慢地，家里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伍真也如愿进入学堂。
　　1937年，16岁的伍真来到西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刚来到学校学习的伍真，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人的理论和主张。这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她埋在心中最神圣的理想。
　　受到这种影响，当年，伍真就在学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伍真便奔赴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那时，伍真和其他20余名同学秘密结伴，打着“抗日救亡宣传队”的旗号，从西安出发。他们从西安到咸阳，在农村和城市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抗日救国宣传演出活动。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闯关越卡，最后到达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那里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接待全国各地青年投奔延安的地方。
　　当时，胡乔木、冯文彬两位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随后便让他们参加了“先进青年训练班”的学习。
　　在偏僻简陋的“青训班”里，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吃的是小米，睡的是地铺。这些学生虽然对艰苦的生活有点不适应，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因为在这里，他们深深感受到了精神生活的充实，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两个多月的学习，使他们认识到，要实现抗日救国的理想，不仅需要满腔的热情，更重要的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一支由800多名青年组成的队伍毅然踏上了通往革命的征途。
　　十几天的行军很艰苦。伍真他们累瘦了，脚板磨泡、流血、化脓了，但他们毫不气馁、毫不退缩。大家情绪十分饱满，互相激励、互相帮助，还唱起了自编的小调：
　　过了一山又一山，
　　上山不易，下山难哟，
　　嗨呀嗬，嗨呀嗬，
　　到延安终归有一天哪！嗨呀嗬，嗨呀嗬，到延安终归有一天哪！嗨呀嗬，嗨呀嗬……
　　就这样，一路高歌，他们唱到了延安。当看到延安宝塔山上的塔顶时，他们不禁热泪盈眶。大家忘却了行军的疲劳，忘却了双脚的疼痛，激荡的心在呼喊：“宝塔山啊宝塔山，广大青年抗日救国的革命理想，在您的召唤下即将实现……”
　　陕北的风沙，磨炼了他们的意志；而高原的干旱和急迫的行军，给他们带来了一身虱子。为了消灭这些黏在头发上的一缕缕白色虱子蛋和捉不完、洗不掉的“革命小虫”，伍真和几个女同学几经思想斗争，最后把头发都剃光了。顿时，俏姑娘变成了“秃小子”。但是，她们没有抱怨和懊悔，反而以能当“抗日花木兰”而自豪。延安的人民赞赏和疼爱这些女娃兵，为她们编了一首有趣的歌谣：
　　小八路，真敢闹，
　　抛亲娘，延安跑。
　　一身虱子，两脚泡，
　　讲卫生，剃秃瓢。
　　练兵场，杀声高，
　　小日本，要打倒，
　　新中国，定来到。
　　伍真她们听了十分高兴。因为这是延安人民给予她们革命最大的信任、鞭策和奖赏。人民的支持更坚定了伍真抗日救国的革命理想。誓死保卫孩子们的安全
　　1944年，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延安有大批干部奔向前线。由于第一保育院、洛杉矶托儿所都满额了，无法再招收孩子，中央决定再建一所保育院。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翻山越岭、几经查看，选中了延安小砭沟的半山腰为院址。这里空气清新、阳光充足，为防止孩子摔下坡，还在坡前修了栏杆。朱德对这里的工作人员说：“在前方是革命工作，在后方也是革命工作，培养革命接班人同样是革命工作。”
　　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成立。当年8月，伍真来到延安第二保育院。当时保育院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都是从各机关抽调来的。20余名保育员，则是从冀中解放区动员来的女青年。她们当中，最大的也就20多岁，大部分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从院领导到所有工作人员，对保教工作一无所知，好多人甚至连孩子都没接触过，但这些不是他们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严峻的是孩子中流行病十分猖獗。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地区的封锁，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很差。麻疹、齿龈炎、结膜炎、角膜炎、肠胃炎、脑膜炎等流行病肆虐。孩子们最大的才6岁、最小的只有1岁，不是身染疾病，就是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瘦弱。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医护工作者们边摸索、边学习、边工作，他们多次化险为夷，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险恶的困难。在实践中，他们不仅摸索出了包括营养、隔离、消毒、空气、日光、卫生、医疗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保健制度，而且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也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孩子们也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
　　1946年冬，国民党反动派用了数十万兵力，准备大举向延安发动进攻。党中央指示伍真她们，必须带着140余名孩子紧急撤离延安。陕西边区地广人稀、生活困难，她们带着这么多孩子，在战火纷飞的寒冬里长途跋涉。
　　白天有敌人的飞机轰炸，只能夜走山路。过悬崖的时候，毛驴前蹄一滑，就滚落悬崖了。其中一个孩子从箩筐里摔出来，滚落悬崖，幸好被一棵树挂住，大难不死。
　　就这样艰辛地走了七八天，队伍来到陕甘宁边区绥德县东三十里铺村。瞭望的同志突然发现敌机从远处飞来，当即发出紧急信号。保育员和工作人员迅速从驮架里抱出孩子，跑向山洼、桥洞去隐蔽。来不及隐蔽的，就急忙扑在孩子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孩子，他们用行动实践了出发前立下的誓言：“大人在，孩子也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敌机俯冲下来扫射了一阵后扬长而去。幸运的是，大人和孩子毫无损伤。这是他们在行军路上经历的第一次生死考验。
　　11月下旬，他们来到晋绥解放区的柳林镇，受到贺龙司令员的亲切接待和关怀。由于继续前进，要通过敌人封锁线和一座终年积雪的绵山，贺龙便指示他们暂住在一所小学里休整，为来年开春后更艰苦的行军做好准备。
　　过汾河后，队伍又来到一座大山面前。这里到处是悬崖峭壁。盘山的崎岖小道又窄又陡，有的地方还覆盖着冰雪，攀上去立刻就滑下来。加上是夜晚，天很黑，何况还赶着驮着孩子的牲口。要攀登这样的山路，其难、其险，非身临其境难以想象。
　　后来，队伍又攀过危险重重的绵山。历时两年十个月后，在一天拂晓，他们到达了这次行军的目的地——晋冀鲁豫边区襄垣县南里信村。
　　140余名孩子，靠马背摇篮，最少的一部分走了三千多里辗转到达目的地；另一部分孩子经过海路，辗转六千多里才到达。这么小的孩子，这么远的长途行军，无一伤亡，这不能不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这段行军中的故事，后来由徐庆东、刘超兰编成剧本，谢晋担任导演，拍摄成了电影《啊！摇篮》。不忘初心奋战教育一线
　　也是在保育院的工作，让伍真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伍真从事中小学教育，后来又从事大学教育。几十年来，她走到哪里，就把延安精神带到哪里。她为孤儿寡母找到温暖的依靠，教育失足青少年改邪归正，替遭遇坎坷的同志排忧解难……她总觉得这些都是分内之事。
　　1977年，在纪念我国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逝世一周年音乐会上，伍真走上舞台，高唱《延安颂》：
　　千万颗青年的心，
　　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
　　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
　　结成了坚固的阵线，
　　看群众已抬起了头，
　　看群众已扬起了手，
　　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
　　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
　　当音乐再次响起，伍真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往事一幕幕重现在眼前，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她在以后的岁月里，给十多万青年作过二百多次报告。每次报告，伍真都要放声高唱《延安颂》。人们称赞伍真：“她就像一团火，总是烧着。”
　　每当报告结束后，不少青年人跑到伍真跟前问：“您年轻时为什么要放弃舒适的生活，选择一条艰苦而危险的革命道路呢？”面对那些稚嫩的面孔，伍真总是回答：“是革命理想让我这样选择。列宁曾说，憧憬是前进的动力。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为什么全国广大青年要‘提着脑袋’往延安跑？是什么样的憧憬推动着他们？革命理想。有了革命理想，就会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就是这样一份信念，让伍真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奋战在教育战线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