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户按照五口人来算，一次就迁入5万人。虽然没有资料敢断定这5万人都是来长安经商的，但可以肯定其中绝大多数人经商了。尽管唐朝继续沿用商人、赘婿不能入朝为官的旧习，但一些来华的外国人却可以参加唐政府的科举考试，有些考中的外国人还当上了大唐的朝廷命官。在当时来长安的中亚人中，昭武九姓中的粟特人就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粟特人男子20岁后就到周边国家去挣钱，只要有利润的地方就会有他们的身影，而那些没有利润的地方则不会去。《旧唐书·西戎传》：“男子年二十，即远至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作为当时世界上国际化的商业名城，不断增多的外国商人也将中亚诸国人的“胡风”刮到了这座汉风淳朴的长安城，两种不同的风俗习惯及文化交流融合，产生出“1+1>2”的神奇效果。
　　这一时期，长安市场上出现了一大批从事买卖中介的人——牙人。
　　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商人抱团取暖，形成了自己的组织——行会。
　　牙人和行会的出现，标志着长安唐帝国商人政治经济实力的壮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长安商业的空前兴旺。牙人和行会，是唐朝商业繁荣催生出来的两个新鲜事物。
　　牙人，就是斡旋于买卖双方的经纪人。经纪人的最初萌芽在周朝，当时被称为“质人”，但作为一种职业并形成规范，则是在唐朝。唐朝商业繁华，无论在内地还是边境都设有市场，加之大唐开放的商业政策，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也时常出没在这些市场中，买家普遍希望能以最低价格购进，而卖家则希望能卖个比较理想的价格，有时买卖双方操着不同的语言表达着差异文化，结果是买卖很难成交。这样，牙人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凭借熟悉市场信息、熟悉行业特点、熟悉产品行情的优势，在买卖交易时与双方说合，促使双方达成交易。
　　牙人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既有蔬菜、水果、鸡蛋、柴火等一般商品，也有房屋、车辆、奴婢等特殊商品。《资治通鉴》中，就曾记录了在户部任职的杨慎矜委托好友史敬思卖掉奴婢春草，结果在市场上经牙人说合，最后春草被卖到了杨贵妃姐姐家一事。因为，牙人不买也不卖，所以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商人。后来，很多商人在经营不善时就干起了牙人的活儿，这样兼备牙人、商人双重身份的人物就出现了。
　　大唐诸多的牙人中，最著名的是安禄山。这个来自营州（今辽宁朝阳）的胡人，因年幼丧父，从小随母在突厥人部族生活，后来，他母亲改嫁给将军安波至的哥哥安延偃。长到十多岁后，安禄山就和几个结拜兄弟一起出去闯荡社会了。安禄山因为通晓六个民族的语言，会跳来自西域康国的胡旋舞，就当了个为买卖人协议物价的牙郎。在当牙人的十年中，他结识了另外一个牙人史思明，后来两人一起弃商从军当了兵。这个精通跳胡旋舞的安禄山，参军后胡吃海喝成了个大胖子，却因时常与杨贵妃合跳胡旋舞而得以成为玄宗面前的大红人。唐玄宗不会想到，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个牙人出身的家伙，后来发动了安史之乱，给盛唐的美好时光画上了句号。
　　行会也是大唐商业经济繁盛发达的产物，标志着位于社会底层的散漫的个体工商业者开始有组织地抱团行动了，这是商业发展史上一个质的飞跃！那么，行会是怎样形成的呢？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店铺林立、富商云集，在东市中经营的就有220行。而西市是仿照东市建制的。关于行会的形成，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中唐以后，唐政府开支不断加大，为此官府需要不断向商人收取赋税，由于商户众多，所以就有了让商人组织起来按行业缴纳赋税的可能。而商人们则需要聚在一起商议对策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样，就出现了商业行会。
　　第五节东西交融
　　土地丰厚的中华大地，很早就出现了外国商人往来奔波的身影。源于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在隋唐时期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当时来长安城里的外国商人主要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他们来自分布在甘肃玉门到帕米尔高原、伊朗的沿线地区，有骑骆驼抗风沙翻沙漠来的，也有乘船漂洋过海辗转来的。因为一路不容易，所以，很多外商在完成交易赚了钱之后，就留在长安生活，不想回故乡了，其中有的在长安城购置了房产、田地，过起了长安有钱人悠闲、富有的生活。
　　这些外商还把他们的商业文明和生活方式也带进了长安，影响和改变了唐人的生活习俗。在长安街头，走动的人群中不少是希腊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罗马人，他们除带来罗马金银盘、海兽葡萄纹镜子、坐佛像、团花纹箱、象形舍利塔、牙雕骑象菩萨造像、鬈发陶俑、掐丝团花杯、玛瑙金杯、牛头角杯、金玉宝钿等各种各样异域风情的商品外，还带来了各自民族的乐器和舞蹈，波斯的琵琶声和印度的笛声在长安城上空交织着，走钢刀、倒立、吞刀、吐火等外来杂耍，吸引了长安城百姓驻足观看并纷纷拍手称好。源于波斯的波罗球，这时也传入了长安，并成为皇室贵族喜好的一种重要运动方式，因为打波罗球需要骑在马上，用一段弯弯的鞠杖将木头做的小球打进网中，所以被洋为中用地改名为马球。
　　（连载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