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友谊、共荣之路，它历经数千载，不仅繁荣了中西方贸易和商业往来，也促进了沿线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众所周知，古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国与域外，甚至更广远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序幕与进程。宝鸡，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这里曾商贾云集，热闹非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在此经贸之路上交流合作，互通有无。今天，让我们以历史的眼光，通过一件件珍贵文物的解读，去再现宝鸡厚重的丝路文明，讲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过往—— 
　　　　　 3000
　　多年前的西周，中西文化在周原交流碰撞
　　蚌雕人头像是最早物证
　　周原，是渭河平原西部一片平展的台地，《诗经》中就由衷地赞美了这块土地的神奇:“周原，堇荼如饴。”早在3000多年前,古公亶父带领族人“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在这里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最终发展成强大的周王朝。
　　1980年秋，陕西周原考古队在扶风县召陈西周宫室建筑群遗址内，发掘出土了两件以蚌壳为原料雕刻制作的小型人头像。与周原遗址出土的包括青铜器在内的绝大多数文物上的人物不同，这两件人头像与中原人的面貌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经考古专家和文化学者共同研究认定，这是古代塞克人的典型形象。这两件蚌雕人头像，也因此成为3000多年前中西文化交流的最早物证之一。
　　细观这两位高鼻梁、深眼窝的“外国人”，他们高近3厘米、直径约2厘米，其中一件右侧残缺，头像为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颧部刻出一道隆起线条，戴着尖角状护耳翼的帽子，帽子顶部被锯割掉，头像下颌部以下也被锯割掉，形成横截平面。
　　让人惊讶的是，这两件文物的原材料是——蚌壳！在传统印象中，蚌壳大都是薄而脆，只有末端稍微厚一些，为何能做成近3厘米高度的圆雕？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表示，答案就在展厅内。在馆内展出了几件西周时期的蚌壳，每件蚌壳厚达2厘米，最厚处超过3厘米，而末端更厚实、饱满。由此可见，西周时期的蚌壳比现在的蚌壳体积更大。宝鸡市周原博物馆馆长张亚炜表示，虽然目前不能断定这两件蚌雕人头像究竟是从西域而来，还是在本地生产，但从当时的蚌壳体积可以想象，用其末端做原料，雕刻两件拇指大小的人头像完全可行。
　　这两件蚌雕人头像被赋予了各种使命，有学者认为，蚌雕顶部刻有的“巫”字，可以将他们的身份理解为巫师一类的人。先放下对其原型的深究，他们在外貌上的确与本地人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有学者大胆推断其为生活在古代的斯基泰人或是塞克人。简单说，他们属于古代波斯人，也是西方历史书中的“游牧民族”。
　　周原，是3000多年前开放性的国际化都市。因为周人在这里实施德政，东边的商遗民、北边的草原游牧人、西边的胡人，扶老携幼，纷至沓来。周原是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它的“多元”不是“空谈”，而在多年的考古发掘中，这里还曾出土了骆驼骨，这也说明周原早在汉代开拓丝绸之路以前，就已有了中西方的商贸交流。
　　2000多年前的汉代，古人和西域各国互通有无扶风铅饼提供了重要实物
　　1973年春，扶风县姜塬大队文物小组发现了两枚有外文铭文的铅饼，并送至周原博物馆。据队员反映，这两枚铅饼是姜塬二队的社员在村东壕内挖土时发现的，同时还挖出了一些汉代绳纹瓦片和五铢钱。
　　对于姜塬村，周原博物馆的文物专家罗西章并不陌生。这里地处渭河北岸，有很大面积的古文化遗址，经考古人员普查，村西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村北为商周文化遗址，村东为汉代文化遗址。近年来，村中还发现了汉代小型墓葬30多座，出土有大量汉代文物，除个别为西汉墓葬外，大都是东汉前期墓葬。考古人员表示，这两枚铅饼出土的遗址中有五铢钱一起被发现，证明其是汉代文物；结合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它的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
　　仔细观赏这两枚铅饼，它们大小相差无几，看来是统一的模具压制而成的。正面向外凸起，上面铸有高低不平的蟠螭纹，螭头上的独角、眼、嘴等清晰可辨，与汉代瓦当上的动物纹图案有相似之处，但造像与汉代铜器上蟠螭纹风格不同，其背面边沿上有一圈外文铭文，中间有两块方形印记，但印文模糊。专家认为，这些铅饼是当时流通货币的一类，并推测可能起着相当于支票汇票的作用，那些印戳是汉朝“海关”所打的印记。
　　通过史料查询，罗西章推测，这两枚铅饼可能来自安息国。安息帝国又名阿萨息斯王朝或帕提亚帝国，是亚洲西部伊朗地区古典时期的奴隶制帝国。
　　汉武帝时加强怀远策略，封疆出使，加强了各族人民大融合。当时，各国使团及贸易伙伴络绎于中原驿道，最佳的运输工具就是驼队。驼队的缺陷就是自重太大，加上辎重，可以想象，要移动是相当困难的。由汉都出发，沿秦川而上，最大障碍就是渭河，渭河蜿蜒流淌，靠狭小的渡口来完成交叉河运是费时费力的，他们选择驿道的旱路分支来避开阻碍，沿途晓行夜宿，有遗存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据《扶风县志》载，姜塬村是汉代邰城的所在地，在汉代曾是热闹繁华的中小城镇，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较为活跃的地方，所以，铅饼出土的地域恰巧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这种铅饼，是与外贸有关的信物。
　　这两枚铅饼的出土，不仅为探索邰城遗址提供了可靠线索，更重要的是为研究我国汉代人民和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1300多年前的隋唐时期，波斯商人在“西京”经贸往来“火焰纹”墓石反映东西文化兼容并蓄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改凤翔郡为凤翔府，作为都城长安的西大门，人称“西京”。西京作为古丝绸之路陕西西线上的重要驿站，南通汉中、四川直至湖广，西北通甘肃宁夏，一直是多民族商贸往来的必经之路。
　　2012年，凤翔县公安局破获一起唐墓被盗案件，追缴被盗文物唐代石棺床一组，墓石共14块。经省市文物专家初步判定，这组文物为隋唐时期的石棺床构件，属国家二级文物，而墓石中特殊“火焰纹”图案的出现，也让专家们将墓主人身份锁定为一位波斯商人。
　　据凤翔县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14块墓石属于石棺中的榻板和榻腿构件，均为长方形，在凤翔县境内被盗。其中8块墓石上刻有蔓草纹，剩余6块正面刻有瑞兽纹和明显的“火焰纹”图案，而“火焰纹”正是流行于古代波斯（今伊朗）的“拜火教”的重要象征之一。
　　文博专家坦言，墓石上锯齿状的“火焰纹”图案，是证明其为波斯人墓葬随葬品最直接的证据。因为此类图案在当时的汉人墓葬中一般不被使用。在国内考古发掘报道中，有波斯人墓葬的记载只有7处，此次追缴回的墓石为研究宝鸡地区的波斯人墓葬提供了重要线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宝鸡地区研究波斯人墓葬的空白。
　　远在中亚的波斯人为何会安葬于凤翔境内？让我们从史料中寻找答案：唐代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对于中国人与外国人的通婚、国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政府都完全不加以干涉；对国外和少数民族的各种专业人才，也尽量吸纳到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中；对于外来文化，全社会也形成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包容风尚，整体社会风俗也呈现出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色彩；外籍工商业者、艺人和宗教人士，都能够自由地出入唐帝国的国境。还有，唐代尊重外国人的习俗和信仰，允许他们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寺庙，死后还能体面地葬在中国。
　　由此看来，唐朝实行开放的外交政策，吸引了大批波斯商人往来于丝绸之路从事中介贸易。可以想象，一位波斯商人往来于中亚至长安，在途经西京时，或因商贸、文化交流等因素定居于此，直至终老，其后人用本民族特有的传统安葬他于西京。
　　要知道，石棺床在隋唐时期丧葬中较为盛行，而石棺床的出现也从侧面证明了墓主显贵的身份。瑞兽纹、蔓草纹和“火焰纹”图案被融合运用到石棺床中，也反映了东西文化的兼容并蓄。 
　　

1000多年前的唐代，异域文明沿丝路来到中国精美琉璃体现多元文化和谐共存
　　文物是过往的记忆，是历史最鲜活的证明。琉璃器的研究在学界是个大冷门，“法门寺伊斯兰琉璃器规格之高、数量之众、造型之精美、年代之久远全球罕见。”法门寺博物馆馆长姜捷表示。
　　1987年4月，法门寺地宫重见天日，出土文物中的20件玻璃器皿，让学者如获至宝。经研究发现，这些琉璃器是阿拉伯帝国强盛时期——阿拔斯王朝的产品。其中一件精美的釉彩玻璃盘，将学界普遍认为的釉彩玻璃的出现时间，从十二世纪提前到了九世纪。“世界著名的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也有类似的琉璃器，但是都没有法门寺出土的品类全、品相好，这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重大发现。它们都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过来的，是典型的东罗马工艺和伊斯兰风格结合的精品。”姜捷说，丝路遥远，舟车颠簸，这些易碎品一路送到长安的艰难可想而知。
　　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曾写诗《咏琉璃》赞誉道：“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玉。象筵看不见，堪将对玉人。”玻璃古称琉璃，琉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玻璃，大约出现于公元前十六世纪或十五世纪的两河流域，到古罗马帝国时期，玻璃作为一个产业十分繁荣。姜捷介绍，玻璃制品，曾经是西亚文化典型的代表作品。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这些玻璃器皿作为商品，和珠宝、香料、工艺品一起传入我国。唐代，被中国称为“大食”的阿拉伯帝国，与大唐的经济往来频繁，在长安西市，兜售波斯商品的店铺比比皆是。而法门寺地宫中的玻璃制品，应该是贡品级别中的精品。
　　在这些琉璃器中，有一套茶碗茶托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姜捷表示，这一套茶碗茶托的造型及样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它的制作原料却出自西域。姜捷告诉记者，经中外专家用现代化光谱鉴定，玻璃可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即中国生产的“铅钡玻璃”与西方生产的“钠钙玻璃”，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原料。通过对法门寺地宫出土部分玻璃器成分的测定，它们均为钠钙玻璃。姜捷认为，这套典型“中国风”的茶器，沿用西亚传统的低温烧制工艺，却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极有可能是西亚的工匠在长安生产的。他说，唐代，长安西市聚集着大量波斯商人，经营来自西亚地区的香料、玻璃制品等商品。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在这些波斯人中，有一些在长安就地制作琉璃制品，并根据唐朝人的审美要求，进行茶器的制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伊斯兰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将琉璃器、香料等运入中国，再将中国的瓷器、丝绸等通过丝绸之路运出，这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体现了中华文化推崇的和谐包容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