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黄了。父亲早上起得比母亲更早。黝黑的脸上皱纹也比平常浅了许多，愁容也不时被浅淡的笑容冲击，常常天不亮就去东坡田坪的地里开始转圈，把地里的麦子天天看一遍，时不时地掐一个麦穂，放在手里揉揉、搓搓，吹去附着在麦粒上的包衣，放在嘴里慢慢嚼着，试一试麦的筋道。嚼过后常说，田坪地里的麦筋好，戏楼背后的麦子是水浇地，麦筋差，皮厚，河湾的地是夜潮地，麦子长势好，但麦颗不饱满，麦色不亮，粉质差。父亲还说：“看麦是否能下镰要趁早，要在早上太阳刚出来冒花花的时候看。”
　　记得有一次，父亲刚刚从地里看麦回来，双手背在后面，手里还拿着三四个麦穗，一脸的浅笑，我就问父亲：“你又看麦去了，没看今年的长势怎么样？”父亲说：“比去年好一点，再等三天就能下镰割了，河湾的地可能还得一个星期。”我说：“你闲了歇嘎，大家都割的时候咱割不就好了吗？”父亲没再吱声。
　　其实我知道，父亲看麦的习惯是在生产队那时养成的，父亲在农活上，可谓是一把好手。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他每年夏收时都当着麦场里的“场长”，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场长”，在夏收时节，他的权力比生产队长的权力都大呢。从每年的看麦开始到麦粒入仓这段时间，所有麦场上的事都由“场长”说了算。有一句老话叫“打包的麦才算麦”。摞麦垛子，摊麦碾场、扬场、晾晒，从安排人员干活时间到最后的颗粒归仓，甚至晚上的看场都是“场长”说了算的，我记得每年那个时候，父亲一般很少回家，吃饭都是由家里人送着吃。
　　父亲割麦一般都备两个镰刃，也不带水，父亲说：“如果你割麦时喝水，越喝越渴，越喝越乏。但是汗水流完了，就没有汗了，也不用停下手擦汗，汗水也就不会眯了眼睛，割麦才快。”父亲当过麦客，“麦东黄，秋西黄”，他年轻的时候，常常叫上同村几个伙伴，在武功一带当麦客，一路走，一路割麦，随着麦黄熟的速度，一直就割到家门口的时候，自家的麦子又黄了。那些天，主要是为了混个饭，吃个白面馍，还能挣些零用钱。那些年，常常有甘肃麦客来帮我们收麦子，父亲常说：“不要看不起他们，他们是给我们帮忙来的。”他常常给麦客端吃端喝，并联系谁家需要麦客，晚上了也给麦客寻找睡觉休息的地方。
　　“麦子上场，鸡娃离娘。”在那个时候，也是唯一的不用盯防鸡鸭挂念粮食的时候。你看一只只领着鸡娃的老母鸡，也不爱它的孩子了，用嘴一啄一啄的，遣着叫远离自己，赤冠的大公鸡，又不安分地“喔喔”叫着老母鸡，特别是寻找到一些虫蛾之类的食物后，头一伸一仰，“喔喔”地叫个不停，直到老母鸡吃了，它才扑扇着红红的颈毛罢休。它们都放着现成的粮食不享用，而是去吃吃不完的小虫、飞蛾了。
　　麦子上场了，“姐姐”们又开始回娘家看“忙”了。麦子还未收碾完，那些心急的出嫁女就一个一个心急火燎地赶着往娘家跑了。那个时候穷，根本没有“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什么的，当然油糕、蜂蜜粽子是不可缺少的，好一点的再给老父亲带上点茶叶。农家的小院也随着“姐姐”们的到来，一定是欢乐一场，笑声一场。舅婆们也早早地为外孙们做好了熏火虫（香囊)、捂腰（肚兜儿）、花花绳，并一边给戴一边念念有词：“花花绳，脚手戴，妖魔鬼怪快离开，熏火虫，香气浓，蚊虫见了无踪影。”你看那些小家伙，自从戴上外婆的捂腰后，衣服也不要了，一个个顶着红红的兜儿，跑得那个乐呀，像挣脱了笼头的马驹，不着天不见地的样子，叫鸡狗见了都翻着愁眼，却总是任由外婆外爷惯着，护着。
　　麦子熟了。熟在了我的记忆里，黄在了我那可怜的爹娘直到离去都没有听到过的收割机“隆隆”的声音里。那一块块熟透了的麦田里，父亲的身影还在，那悲喜回首的目光里总是那么焦虑，还有满脸欢喜。那一亩亩的麦茬地里，似乎母亲还在弯着腰一个一个地捡拾遗落的麦穗。
　　麦子黄了，黄在了年年的此刻，黄在了年年心慌的这个时候，黄在了老家，黄在了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