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池遗址出土玉器

    祭祀坑出土的车马器

    弩机和镞头

    祭祀坑内发现的木车

    布展中，工作人员清点文物。

　　　　“血池祭天——凤翔雍山秦汉祭祀遗址考古成果展”通过“雍州积高神明之隩”“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皇帝亲往恭祀天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四个单元，集中展示历年来雍山遗址的考古成果，加强对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展示—— 
　 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成功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仅印证了史籍中在雍地开展的一系列国家祭祀活动，也成为从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和实物体现，对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神奇的雍州大地
　　雍山、雍水，给雍州大地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雍州自古便为华夏九州之一，“九州”之说最早在《禹贡》中有了明确所指。《禹贡》是《尚书》的一篇，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假托大禹之名的著作，《禹贡》中把中国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豫州和雍州。
　　雍，古义为水被壅塞而成的池沼，此地水肥田美，宜于农耕。两千多年前，秦人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逐渐崛起，由一个偏居西陲的小邦，逐渐发展壮大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的诸侯强国，这里是秦人的根。
　　秦国自春秋早期初都西陲之后，由于受到戎狄等族骚扰，逐渐由西向东迁徙发展，直至德公元年迁都雍城后，秦人才有了长住久居的打算。也正是在定都雍城的294年间，秦人形成了“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宏大理想，他们依托雍州地势修筑城墙，兴建宫殿、陵园、宗庙以及离宫别馆，把雍城当作一个长久之都。
　　秦献公二年都城东迁之后，雍城宫城等虽已弃之不用，但陵园、宗庙等依旧保留，仍为帝王祭祀天地五帝和祭拜祖先之所。公元前238年，旌旗猎猎，22岁的秦王嬴政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从咸阳来到雍城，前往雍山祭祀先祖，而后于蕲年宫（位于今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举行了盛大的成人加冕仪式。这位桀骜不驯的秦君，在雍山祖庙内佩剑戴冠，宣告天下，他将亲执政权。古老的雍地，见证了嬴政的加冕仪式，看着他一步步走上属于他自己的政治舞台。
　　雍城是大秦帝国的摇篮，也是最安全的后方，在秦都一次次东迁之后，秦人仍将陵寝和宗庙留在雍城，作为帝王祭祀五帝和祖先之所。秦国历史上“九都八迁”，在定都雍城之前，迁徙都是为逃避外敌和灾害；而在定都雍城之后，秦人产生了“子孙饮马于河”的战略意识，此后的迁徙都是以军事侵略和扩张为目的。但这种迁徙存在不稳定性，为了免遭战争的损毁，秦人将陵园和宗庙仍保留在后方相对安全的雍城，而仅仅将政治中心转移。
　　神秘的北畤遗存
　　血池遗址位于凤翔县城西北的柳林镇，半坡铺村五组血池村东至沟南村之间的山梁与山前台地上。村里的老人也说不清“血池”的由来，他们只是口口相传，这里曾是秦人祭祀宰杀牲畜的场地。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雍州位于西北，地势较高，因此古人认为这里距神明最近。从史料上看，雍州的祭祀传统早在黄帝时就已经存在。
　　随着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一处重要遗迹“夯土台”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在遗址东侧山梁的小山头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通高5.2米、基座直径23.5米的夯土台。围绕它的是一个直径31米、口径宽5米、底径宽4.1米、深1.5米的圜状“壝”（即环围夯土台的围沟）。看上去，形似天坛的模样。
　　值得一提的是，从台顶面的迹象和台子周围出土的秦汉时期及更晚的陶质屋顶建筑判断，古时在台上还可能建有亭、阁类等小型建筑，且秦汉之后还曾沿用过。根据“夯土台”发掘点已有的信息，结合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地貌及《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等文献记载，考古人员判断，它完全符合秦汉时期置“畤”的条件，即选址应该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筑坛须有“封土为坛、除地为场、为坛三垓”的形式和规模。
　　畤，是指中国古代帝王专门用来祭祀天神上帝的地方，由宫殿建筑物和土坛组成。随后，考古人员对此前出土的建筑材料和陶片进行分类整理时，从几块汉代陶缸（瓮）的残片上发现了“上”“上畤”的陶文，书写字体近似汉隶。这是迄今为止，对“畤”文化遗存属性判断的最直接实证。
　　根据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遗迹特征、古今地名的启示等线索，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考古人员初步研究判断，血池遗址可能为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在雍城郊外原隶属秦畤基础上设立的国家最高等级、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固定场所——北畤。该遗址是继礼县鸾亭山“西畤”相关遗迹后，首次在雍城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国家大型“祭天台”。
　　珍贵的祭祀礼器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考古人员在遗址中还发现了“车马”祭祀坑，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和极少数的“空坑”等。其中，出土了玉人、玉璜、盖弓帽、车軎、弩机、铜镞等专门用于祭祀的文物2109件（组）。
　　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田亚岐表示，已发现的三类祭祀坑的内涵，与文献记载的三牲献食、玉贝、“车马”之祭品种类相同，而以坑埋藏则是文献中对祭品“瘗埋”的重要处理方式。目前考古现场已采集到“空坑”内的土样标本，以检测是否有“血祭”的成分，探究“血池村”地名的来历是否与当时祭祀用牲的宰杀与采血场地有关。同时，通过对其他出土文物的器表检测，以检验是否有文献所记用火“燔烧”的痕迹。
　　我们今天所说的“牺牲”，原意指的是祭祀时用来进献的毛色纯正的动物，通常为牛、羊、猪三种，称“三牲”。有人要问，祭祀为什么离不开肉？
　　《礼记·礼运篇》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民以食为天，祭祀献食，请神灵享用是表达恭敬的最好方式。因为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以肉食为主的动物蛋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古人对玉的喜爱由来已久，从血池遗址出土的玉祭品亦能看出玉器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血池祭祀坑里出土了几对玉人。这些玉人的形制非常简单，长方形的身体，寥寥几笔勾勒出五官和腰带，男玉人头顶有高耸的发髻，女玉人没有。这些玉人究竟代表什么含义，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值得一提的是，玉琮被认为是巫师祭祀用的法器，代表着神权。血池遗址出土的这些方形的玉片有可能是极度简化的玉琮，从上面残留的纹饰可以看出，它们应该是由大玉璧改制而成。
　　雍山不仅是一处皇家祭祀文化圣地，而且是一座历史底蕴深厚的文化名山。从“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角度来看，此次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资料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珍藏的历史记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认为，祭祀是除军事之外的另一件大事，通过祭祀可以达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的祈福目的。
　　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留珠先生曾说：“一系列繁缛而神秘的祭礼对人们的束缚，并不比几十万军队所起的作用逊色！”祭祀，是古人生活中的大事，除了崇拜自然、纪念祖先、缅怀英灵等含义外，还是精神统治的利器。秦汉时期的祭祀名目繁多，耗费巨大。《汉书·地理志》载，凡百三郡国共有祠庙三百九十六，最集中的地区为右扶风，共三百一十五。因此，以祭祀为手段，加强对民众的精神统治，是秦汉时期的国之要政。
　　雍地具有悠久的祭祀传统，而秦汉时期在这里创制的畤祭则对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中充分蕴含着古人在选择这处祀点地望时多重因素的考量。
　　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是首次在雍城郊外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较为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雍畤”遗存，也是秦国国君和西汉多位皇帝亲临主祭的国家祭祀场所。
　　尽管古代文献记述很多，而与此紧密相关且由坛、壝、场、建筑、祭祀坑等各类相关文化遗存所构成的较大分布范围的“畤”完整功能结构的“畤”遗存属首次发现。它以实际文化内涵印证了雍城这座从秦国迁都之后，历经秦代至西汉武帝时期，仍继续作为秦皇汉武时期的“重地”，以举行国家最高祭天礼仪活动之功能区的存在，填充了既往整个雍城遗址唯缺郊外以畤祭天遗存的空白，进一步明确了雍城遗址各功能区的空间分布。
　　有一位学者曾说过：“考古不是为了炫耀古国的辉煌……而是为了看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以此为借鉴，对将来走什么样的路有更清醒的认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陈列研究室主任任雪莉表示，祖先遗留下来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今人叩问历史的钥匙。他们希望以此次展览为契机，加强对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展示，树立文化自信，增强全民的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