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中华第一古物”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石鼓历经2300多年的时代变迁,曾遭逢多次战乱,几度失踪又被找回,还与不少历史名人结缘。无论是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史、文字发展史,还是在书法艺术史上,石鼓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九大镇国之宝”之首。 人们对于石鼓的熟知,来自于去年底央视推出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于宝鸡出土的石鼓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件“镇院之宝”之一,在首期节目中亮相,并成功入选《国家宝藏》特展文物,石鼓的价值可想而知。在观看节目后,有网友坦言道:“没有《千里江山图》的精致典雅和宋徽宗的‘加持’,没有各种釉彩大瓶的华丽爆点和乾隆的‘代言’,石鼓有的只是源自老秦人的沧桑和沉重,它没有抓眼球、拉人气、爆惊叹的本事,只有战争创伤的见证和中华文明的承载。”
上无年代款识,也无作者姓名,石鼓经历了多代之后,在唐贞观年间被人们发现于陈仓大地。石鼓前世命运多舛,历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的战乱、靖康之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战事,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变迁,经历了繁华盛世、兵荒乱世,堪称千年中国历史的缩影。
石鼓,高45至6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每面不很规则,其形制大致相近;每块石头上都精心篆刻了一首四言诗,因为石形如鼓,故谓之“石鼓”,上面的文字则被称为“石鼓文”。每件石鼓上都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70字左右),共10首,名称取所刻诗篇的前两字,即《车工》《汧沔》《田车》《銮车》《酃雨》《吴人》《乍原》《吾水》《而师》《马荐》。
唐代以来,在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文学、美学、书法艺术等方面,历代学者对石鼓文在字词考释、石鼓排序、制作断代、拓本发掘等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石鼓上刻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状若“仓颉之嗣、小篆之祖”,就书法层面来说,石鼓文属秦文大篆类,介于西周金文和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是我国文字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有人说是今天汉字的“祖宗”。
值得注意的是,石鼓文中许多处都描述了秦地,特别是当时宝鸡地区山水的美丽、物产的丰富。石鼓文是刻在花岗岩上的史诗,一幅幅静止的画面,载着流动的生活,是动态的。秦献公带着属下和周烈王的使臣去祭拜了吴岳,秦军在水中捕鱼、原野射猎,优越的地理资源,正是东周宝鸡地区的真实写照,也是秦献公要向周王使臣炫耀的。
时光穿梭2300多载,石鼓上的文字虽已残缺不全,但在中华儿女的千年传承中,中国文化之脉从未中断过。新中国成立后,石鼓被列为国宝级文物,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并从100多万件院藏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镇院之宝”。
大克鼎“国之重器”
现藏:上海博物馆
这是一件“国之重器”,一件被岁月打磨得通体铜绿斑驳的宝鼎。在上海博物馆的百万余件馆藏文物中,大克鼎是精品中的精品,是名副其实的“镇馆之宝”。大克鼎又称膳夫克鼎,是“克”为祭祀祖父而铸造的青铜器,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陕西扶风出土。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与同时期的出土宝鼎相较,绝对是个“大家伙”。 数千年时光流逝,宝鼎内壁铸刻的铭文告诉世人:大克鼎的最初主人是“克”,西周孝王时的膳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宫廷厨师长”,专职负责天子宴饮或祭祀献食的各项礼仪工作,属于“天官”。“克”的祖父师华父是周室重臣,辅弼王室,德厚功高。周天子感念师华父的功绩,就任命“克”为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宫廷大臣。官职爵禄世袭,单传嫡长子、孙。“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得之祖父余荫,于是制作了这个大鼎,用来祭祀祖父师华父。
大克鼎是青铜转变期的典型代表,此鼎形制为圆形,方唇宽沿,上有粗壮的立耳,腹部略鼓,下置蹄形足,和造型浑然一体的是口沿下饰有三组从玉器纹饰演变而来的兽面纹,间以六道短棱脊,宽大波曲纹形成带状与环状相结合的浮雕,回环往复,厚重而又有律动感。与大克鼎同时出土的还有七件克鼎,其形制与纹饰都和大克鼎相同,只是“个头”小得多。
据史料记载,大克鼎出土后,被金石、文字学家潘祖荫以重金购得。在这之前,他已拥有西周史颂鼎、大盂鼎,有这样三个无价之宝镇家,潘祖荫自然十分兴奋。他只要听说有青铜器出土,都要“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恤”。潘祖荫逝世后,因其没有子女,遗产由其弟潘祖年全权处理。潘祖年将潘祖荫的文物、书籍装船运回苏州,青铜器中即有著名的大盂鼎和大克鼎。
大克鼎曾为苏州潘家收藏,抗日战争时期,苏州沦陷,为了防止其落入日本人之手,潘家半夜把鼎埋到地里,保护了国宝。新中国成立后,潘家后人将大克鼎无偿捐献给了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克鼎入馆珍藏。
大克鼎鼎腹上有铭文28行,每行基本10字,仅有一行11字,其中,合文2字、重文7字,共计290字。因为体量大、工艺精美、铭文重要,它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最突出的是孙诒让的《克鼎释文》与王国维的《克鼎铭考释》。当时大多数学者认为大克鼎是周厉王时铸造,直到1975年,周原又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学者们把新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与大克鼎铭文相互对照比较,提出大克鼎是周孝王时铸造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铭文是周天子把土地赏给臣民的记录,对于西周的土地制度、社会制度的研究,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虢季子白盘西周青铜器“魁首”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传世青铜器精品中,有一件堪称西周青铜器的“魁首”。这件青铜器就是虢季子白盘,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商周时期盛水器,晚清时期出土于宝鸡,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是“国博”的“镇馆之宝”。 虢季子白盘的造型酷似大浴缸,呈长方形,直口、方唇,腹壁斜下内收,微鼓,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四足作矩形,器口缘下部周饰窃曲纹,腹部环饰波曲纹,盘口呈圆角长方形,四面各有两个兽首,口中衔环,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
虢季子白盘完全由青铜铸造而成,内底铸铭文8行111字,记述在西周宣王时期,北方的猃狁族入侵,子白在对猃狁族的一次战斗中,杀敌500余人,俘虏50人。战斗结束后,子白将俘获的敌人左耳献于周王,周王设宴款待子白,并赏赐子白马匹、武器等物。虢季子白盘上的铭文是对战功与赏赐的记录。
相传,清同治三年(1864年)初夏,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官军拿下了常州城,刘铭传就住进了护王府内。时至午夜,刘铭传正在灯下读书,万籁俱寂中传来悦耳的金属叩击之声,声音不大,但极具穿透力,他顿生好奇之心,当下秉烛往寻。转到屋后见有马厩,声音即由此传出。细审视,始知是马笼头上的铁环碰到马槽所发出的声响,但这声响非同一般。刘铭传蹲下细看,见此马槽硕大,槽壁在烛光中发着深沉的幽光。他心中有数,此“马槽”绝非寻常马槽。次日一早,刘铭传命人押运“马槽”送回合肥老家。
虢季子白盘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形制,盘内底部正中铸刻的111字铭文更让人称奇,被后人赞为青铜器上的“史诗”,具有十分独特的鉴赏价值。盘中铭文的语句以四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铸在青铜器上的诗。同时,此篇铭文中“薄伐狁”“执讯”和“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征引,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众所周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而此盘铭文通篇用韵,是一篇简洁优美、富有韵律和节奏感的散文诗,写作手法与《诗经》极为相似,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它的写作时间要比《诗经》早二三百年。
更值得一提的是,虢季子白盘上铭文的书法,也是西周金文中的佳品。有学者概括道:这些铭文的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圆转周到,很有情致,堪称先秦书法之典范,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
毛公鼎“抵得一篇《尚书》”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件宝物是一件在地下沉睡了2700多年的西周青铜器。它与翠玉白菜、东坡肉形石,并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自从这件宝物出土的那一刻起,一段近百年的传奇故事就拉开了序幕,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毛公鼎”。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宣王时的一件重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因刻器者为毛公而得名。鼎通高53.8厘米、口径达47.9厘米,重34.7千克。在其口沿上,竖着两只大耳朵,腹部又圆又深,下有三只兽蹄形的大足,有力地支撑着沉重的鼎身。整体来说,造型浑厚而凝重,其纹饰简洁而古朴,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与西周初期极端神秘的风格迥然不同。
在我国,有两件青铜器堪称青铜器之最,一件是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司母戊大方鼎,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另一件是铭文最多的毛公鼎。毛公鼎鼎身只有30.75厘米高,却铭刻了32行497个篆书文字,洋洋洒洒记录了毛公辅佐周宣王,后来获得天子赏赐而做此鼎的史实。铭文中说,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周王册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不可横征暴敛,壅塞民意,绝不能重蹈先臣违诺王命,官纪不饬,酗酒无度而遭丧国之祸的覆辙;毛公感谢周王所委之重任以及所赏赐之酒食、舆服、奴隶、兵器、玉饰等丰厚的赏赐而铸鼎记事,子子孙孙永远铭记。
毛公鼎铭文字迹清晰工整,篆文字字笔力遒劲,全篇一气呵成。其内容叙事完整,记载翔实,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同时也是我国“造字时代”最经典的作品,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毛公鼎是价值无双的瑰宝重器。自出土以来,毛公鼎铭文就为学界所重视,不断有人对其进行考释研究,《捃古录金文》《奇觚室古金文存》《客斋集古录》《周金文存》《三代古金文存》《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均是研究毛公鼎铭文的著作。
在艺术上,毛公鼎铭文也极具美学价值,笔法端严,线条饱满,表现了西周铭文高贵典雅、浑厚、圆润、隽秀的风格;布局也比较规整,是金文书法的典范。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意思是,学习书法不学习毛公鼎铭文,就像读书不读《尚书》,可见毛公鼎铭文的书法价值。可以说,在我国书法史上,毛公鼎铭文具有相当高的地位,是学书法者必读之帖。
毛公鼎的价值不言而喻,它不仅在内容上是一篇重要史料,在艺术上也极具美学价值。铭文笔法端严,线条饱满,结构庄重严谨,出土以来,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纷纷描摹,得其铭文拓片者无不如获至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