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大嫂让我帮忙修理架子车，她知道，我当过一段时间的木匠。我的思绪如同潮水般涌来，回想起那些跟着父亲学艺的日子。
　　祖父是全能木匠，他将手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三个儿子。父亲手艺精湛，为了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年纪轻轻便已腰弯背驼，常常独自在角落抽着闷烟。十七岁那年，我初中毕业，父亲坐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温和地说：“你已经长大，是时候学一门手艺了。有家财万贯，不如薄艺在身，有了手艺如同拥有了金碗银碗。”我虽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但依然点了点头。
　　自那以后，每当有人请父亲盖房或制作家具，我便如同沙和尚挑担一般，一头挑着刨子、斧头，一头挑着大锯，紧随父亲走东家串西家。
　　学艺第一课便是扯锯。扯锯看似简单，实则难度不小，拉送之间需掌握力度，既要保持锯梁的平衡，还需两人默契协作。力道过大，锯口便会偏离墨线；力道过小，则会让对方费力许多。扯锯时，须沿着墨线行走，力道要轻盈，拉锯要迅猛，稍有分心锯便会跑偏，若不及时纠正，便如卫星偏离轨道一般，板面会变得凹凸不平，甚至报废。
　　记忆中，最让我惧怕的便是与父亲一同解板。父亲将木料绑于大树上，一端着地，一端悬空，他站在木料斜坡上，而我则蹲在下方。父亲常说这是学徒的基本功。然而，尽管我眼睛紧盯墨线配合拉锯，心却早已飘到主人家的厨房：臊子面的油水是否够厚，能否一口气吹开？汤上漂浮的是大葱还是韭菜？每每想到这些心就分神，稍一分神，锯便偏离了墨线，我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拉扯。
　　每到这时，父亲总会询问我是否跑线，我只能敷衍说一切正常。当他看到我不停擦拭脸上的汗珠时，便知出了差错，于是从木料上跳下，低头检查墨线。他二话不说，一脚将我踹翻在地，未等我爬起，锯拐又朝我胸口捅来。
　　我只能默默忍受，不敢大声喊痛，生怕主人家听到后取消为我们备好的烧酒盘、臊子面。父亲严厉训斥道：“扯板如同做人，需要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行，拉偏不要紧，要及时改正，不然会越离越远。偏离路线只会成为废物或废材。”那时的我心中很不解，父亲为何如此故弄玄虚，将做木工的要领上升到做人的高度。然而，这句平凡却深刻的话语，却伴随了我五十多个春秋。
　　跟随父亲学艺的过程中，我切身感受了他恪守原则的为人准则。一次，邻村一位侯姓人家要盖三间土木结构的瓦房，我们几人忙活了几天，才将木工活儿做得差不多。在此期间，我最喜欢看父亲腋下夹着直尺，手端水牛角制成的墨斗，耳后夹着宽扁的木工铅笔，在木料上这边量量，那边画画，计算着哪些檩条需要加长或缩短，运用勾股定理算出坡比等，他仿佛有算不完的数字。父亲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一般，从容不迫地安排一切。在我心中，他的形象始终高大伟岸。
　　一天中午，主人前来告知，经人推算次日是架梁立木的好日子，询问我们能否如期完成。父亲只是略作思索，便坚定答应。随后，父亲召集了我和其他几位“木匠”，一番细致嘱咐后，便有事离开。我们六人依照父亲的安排，各司其职，锯的锯，刮的刮，刨的刨，将制作好的木料整齐地摆放在房基上等候第二天架梁立木。午饭后，父亲回到房基上，用脚蹬蹬这个、量量那个。突然，他的脸色一变大声问道：“这柱子咋短了一寸？是谁做的？”我们顿时大惊失色，面面相觑，无人敢出声。在父亲的一再追问下，才得知是六哥出了错。六哥家孩子多，媳妇体弱多病，生活极为困难，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父亲带他出来学手艺，并非为了挣钱，而是希望他能借此维持生计。父亲严厉责备了他，看到六哥低头 吸 鼻涕的样子，我却在一旁忍不住偷笑。父亲见状，气不打一处来，上前就给了我两巴掌，顿时让我眼冒金星，大脑一片空白。他狠狠瞪了我一眼，然后倒背着双手，丢下我们几个离开了。
　　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父亲拉着一辆架子车，从一条蜿蜒的小路上由远及近。车上拉着一根粗壮且笔直的三米长槐木。“你那根杨木柱子没法用了，就用这根槐木顶替吧。”父亲说完，便招呼我们动手刮皮、放线。我知道，这根槐木是父亲从很远很远的斜峪关，用架子车拉回来的，原本是准备用来修盖我家厨房的。这时主人提议，在原本的柱子底下垫些木头将就着用，父亲坚决不同意，“我们有错在先，这样做我心里才能踏实，你也能放心。”
　　那一刻，他的身影在夕阳下渐行渐远，而那根被替换的槐木柱，却在暮色中泛起温润的光泽。我恍然领悟，父亲用三十年光阴在木料上刻画的墨线，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刻度，真正的工匠，从来不止于修补误差，而是将星辰的轨迹织入每一道锯痕，将那些闪烁的光点与银河对齐，父亲用精湛手艺将人生的算法，藏在了最朴拙的榫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