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静
　　民间叙事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叙事向度之一。在中国当代文学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文学“陕军”深受秦地文化的滋养，继承延安文艺的基本传统，其脚下的乡土故地成为创作的主要领域。他们建构了独特的民间审美空间，助推了民间叙事的发展，以强劲的文学创作实绩立足于中国文坛。
　　王玉珠的新著《当代陕西文学民间叙事研究》2023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通过援引前人关于“民间叙事”的理论，探讨民间叙事话语的内涵及在不同的文学史语境下呈现的复杂形态，对陕西文学民间叙事予以整体观照，超越地域性局限，是当代陕西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其纵观当代陕西作家关于民间叙事的整体概况，着眼于民间叙事立场解读文本，对民间话语属性进行了深刻探究，指出延安时期的文艺传统对后来的陕西作家影响重大。他们继承了延安文艺时期鲜明的文学经验，在自身创作和民间中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并由此形成了独属于文学“陕军”的雄浑磅礴的文学气质，造就了其在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
　　著者以文学“陕军”创作中的民间立场与叙事向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代际为结构、体例编排的原则与线索。其指出，以柳青、王汶石为代表的第一代文学“陕军”深度浸润延安时期的文艺传统，真实反映民间生活和农民的心理感受，与农民建立了深厚情感联系，这些书写成为特定时期的主流话语。而第二代文学“陕军”在继承延安文艺的传统之外，又开辟出关于“现代”和“传统”的文化审美空间，由于典型性“农裔”作家的身份，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将叙事视角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以自觉的身份认同和对乡土的怀恋，书写真切的乡村经验，并表达自身关于民间伦理和民间价值的认同。路遥将目光放置在社会变革和乡村转型时期，书写着知识青年面对人生抉择时的困惑和挣扎，表现出一种对农村青年的深切理解和殷切期盼。陈忠实将自己对故土家园的深刻体悟融入关中平原的历史变迁的书写中，作家本能地表达出对故乡家园的认同和依恋，同时，现代理性带来的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却无法避免。与第二代文学“陕军”相比，以红柯、叶广芩、冯积岐、杨争光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文学“陕军”表现出独具特色的个人性和鲜明的现代意识，他们突破题材和创作手法的限制，开拓出更加宽广的创作视野。红柯的天山系列创作充满着神秘的西域色彩，作家以大量的笔墨书写西域独特的自然景观和西部民族的生存境况，用汪洋恣肆的语言书写对生命的感悟，表现出浓郁的诗意色彩，成为陕西作家中独树一帜的特异存在。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以个人命运揭示出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表现出作者对个人生存状态的考察和思索。
　　对于民间话语的探究，著作触及了文学“陕军”民间叙事的深刻矛盾，其指出，“作家民间立场的选择本身已经构成对自身立场的解构意义，在与民间的平等对话中，作家无不感受到民间话语的支配力量与自身现代意识表达之间的碰撞。因此一方面是基于在价值原点上对于现代立场的坚守，另一方面则是对民间立场的着意倾斜以及对民间文化精神的价值认同。加之他们显然无法真正回避民间社会藏污纳垢的形态特征，因此也就纷纷陷入自身精神理念与价值立场的困惑、混乱与迷茫。”这表明著者平等正视话语之间包含着相互对抗、相互认同、相互混融与化解的丰富张力，客观地指认民间叙事的深层症结，并从中发现作家民间话语难以整合、调和的局限。著者指出，在民间视野下的《创业史》中，梁生宝加之于素芳身上的深重的道德歧视，也意味着作家对这一新式农民英雄的塑造受到了民间残酷的贞洁观念和落后的伦理道德的制约，因此，柳青的不自觉的民间性立场既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政治视界，但同时也使其囿于民间伦理的精神高度，失却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现代意识。著者同时也诚恳地指出，在新时期之后的文学“陕军”更表现出在现代意识和民间立场之间的精神困惑和价值混乱。譬如路遥在书写农村青年“出走”上的情感困惑和价值摇摆，陈忠实面对民间和现代之间表现出难以剥离的尴尬和痛苦，贾平凹因知识分子的历史理性和乡土传统不断落寞而对商州家园的守望和认同中产生了疑虑和迷茫等。这些分析切中肯綮，摒弃了以二元对立将民间和启蒙传统对立起来，深刻洞察民间叙事的内部危机，正视民间叙事无法回避的历史语境，并提出作家在面对传统与现代时如何超越局限并调适自身话语的重大问题。
　　总之，《当代陕西文学民间叙事研究》对文学“陕军”的创作进行了整体观照，从民间叙事的角度对陕西叙事文学进行研究，并对当代陕西作家的文学背景、生活经历以及文学话语特征进行分析和阐释。著作以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概述陕西民间叙事文学成就并向更深处掘进，突破了陕西地域局限，并对民间文学的发展路径和前景进行讨论，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是新世纪以来陕西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