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及铭文（资料图片）

　　宝鸡被誉为青铜器之乡，在这片周公曾制礼作乐的土地上出土了很多青铜重器，大盂鼎就是其中一件。
　　大盂鼎是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眉县礼村（一说为岐山县礼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盂”是西周文王、武王时期朝廷重臣南宫适的后人，为西周贵族，此鼎是“盂”为了纪念周康王的册命而铸造的。
　　日前，记者来到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一进展厅便看到了一件大盂鼎的复制展品。博物院工作人员介绍，鼎原本是古时的烹饪之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锅。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有了青铜铸造的鼎。传说古时候，夏禹铸造了九鼎，分别象征华夏九州，至此，鼎从食器演变为国之重器，成为国家社稷的象征。在周代，鼎也是旌功记绩的礼器，人们在重大祭祀、庆典或接受赏赐等时，会铸鼎以记载。
　　大盂鼎三足双耳，鼎高102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是目前出土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鼎，内壁有19行铭文共291字，铭文大意包含三部分内容：歌颂先王与现国君的功绩，颂扬自己的功绩，警戒子孙后代。因为它铭文珍贵的历史价值，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大盂鼎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并称为“晚清四大国宝”，它们都是清代出土于宝鸡地区的西周青铜瑰宝。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展出了“晚清四大国宝”的复制品，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还可以亲手触摸。这里的大盂鼎虽不是真品，但其特有的青铜质感和华丽的金文似乎将人们带回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
　　那是一个隆重的日子，盂受到周康王的册命。周康王向盂讲述了周文王、周武王的丰功伟绩，主要归因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则在于沉迷于酒，不事祭祀。告诫他要效法祖先，不要酗酒，忠心辅佐王室；同时还赐予盂命服、车马、香酒、邦司、人鬲（gé）等。后来盂作鼎，以纪念影响他命运的这一重大时刻。
　　这些话在铭文中的原文是：“酒无敢酖……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通俗地解释为：“不敢沉湎于酒……我听说商朝之所以坠丧天命，是因为他们的诸侯和朝中的各级官员都酗酒，故而完全失去了民心。”自此，大盂鼎也被认为是《尚书·酒诰》的器物见证。
　　西周建立之初，周公吸取殷商酗酒亡国的教训，作《酒诰》。在《酒诰》中，周公告诫执政者，饮酒有三点要求：一是“无彝酒”，意思为不能经常饮酒，必须有所节制；二是“饮惟祀”，只有祭祀时才可以饮酒；三是“德将无醉”，须以道德约束饮酒行为，不能喝醉。
　　《酒诰》相当于给喝酒立了规矩，也被后世称为最早的“限酒令”。在周初的统治者看来，限酒并不仅仅关乎个人，更关乎国家的兴亡。所以，周朝历任统治者都告诫各级贵族，要牢记教训，不能酗酒，千万不能走殷商“酒池肉林”的亡国之路。而这些告诫，被后人刻于青铜礼器中，大盂鼎便是其中之一。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为古人的哲学思维点赞，一面告诫盂不能酗酒，一面赏赐他美酒，让他不要贪杯。透过大盂鼎铭文，让我们感受到3000多年前周人那份“美酒虽好，劝君莫贪杯”的理性酒文化。
　　大盂鼎的面世，还伴随着一段离奇的故事：
　　1849年，大盂鼎出土后，因为器形巨大而引人注目。几经辗转，大盂鼎与大克鼎一起被金石收藏大家潘祖荫所收藏，直到潘祖荫去世，大盂鼎被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在抗日战争时期，大盂鼎与大克鼎一起被装入木箱埋在潘家祖宅之下。1951年，潘家后人潘达于将大克鼎和大盂鼎一起献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大盂鼎迁入其中。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大盂鼎被迁入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就是如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大盂鼎至此一直被收藏在这里。
　　铸鼎，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为了启迪后人。
　　随着历史发展、朝代的更迭，酒不再是“饮惟祀”“无彝酒”，但是，理性饮酒的良好风气仍然在这块土地上被传承。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在周原大地催生出一个庞大的产业，孕育出西凤名酒，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酒。人们喝西凤美酒时，秉持着喝好不贪杯的饮酒良俗，传承着古代周原人与酒有关的精神财富。而那些曾经作为身份象征的青铜酒器，也已经化身为酒文化的标志，被制作成与之相关的精美工艺品，进入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