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地区是姬周王朝文明的肇兴之地和天子王畿的核心地带，不仅在周人800余年政治演进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对作为世界“四大文化类型”之一的中国礼乐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也发挥过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在考古学领域，这里的“宝鸡地区”主要指“今天扶风县法门镇的刘家、庄白、庄李、任家、康家、召李、许家胡同、召陈村、樊村、云塘、强家、齐镇、齐家及岐山县京当镇的凤雏、贺家、礼村、董家、王家嘴等多个村的范围，总面积约33平方公里”，即所谓“周原遗址”的中心区。中国古代礼乐文化是在周代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而周代礼乐文化的发展、繁荣和大盛，则根植和受益于历史上宝鸡周原地区一带。那么，宝鸡周原在周代礼乐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历史作用和文化影响？
　　一、周代礼乐文化在先周肇造于宝鸡地区
　　中国古代礼乐文化和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号称世界的“四大文化体系”，是对人类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演进发挥过巨大影响力和作用力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孕育于史前时代，发展于夏、商王朝，在姬周社会发展成为一套体系严正、内涵丰富厚重和思想日臻成熟的文化系统。早于姬周的夏朝和商朝，也拥有本朝的礼乐文化，即夏朝的礼乐文化和商朝的礼乐文化（目前学术界对夏商两朝礼乐文化内涵依然处于探索阶段）。但夏、商时期，属于中国先民“天命观念”和“鬼神观念”极为浓厚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夏、商两朝的礼乐文化，在性质和功能上更是区分阶级等级，加强权力和统治人民的政治工具，其内涵严重缺乏道德和人本思想。周代礼乐文化是对夏、商以来的礼乐文化的辩证扬弃，在吸收和借鉴夏、商王朝灭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更重视其道德和人本思想以及礼乐文化对统治者思想道德的塑造和影响。因此，周代礼乐文化不同于殷商礼乐文化，也不同于夏朝的礼乐文化，是具有时代特色和族群特色，富含着浓厚道德色彩的礼乐文化。虽然周人礼乐文化的完全成熟始于周初，但是周代礼乐文化于先周时期就开始肇造于宝鸡地区。因此，宝鸡地区是周代礼乐文化当之无愧的发祥地。
　　“先周时期”，在学术上属于姬周伐商建周之前的历史。先周时期，周人的先祖古公亶父积累德行、广施仁义、重义轻财，虽然这个时候的周人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还比较落后，周人的礼乐文化还处于萌芽时期，但周人首领就开始践履礼乐文化重“德”的文化精神，所以国人拥戴，百姓称颂。古公亶父的儿子太伯和仲雍深明大义，成全父志，以国让贤，逃亡荆蛮。太伯和仲雍让贤于季历，不仅为周族发展推举了一位优秀的领航人，而且塑造了周文化在利益上“礼让”的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成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季历接替了古公亶父的权力后，推行“仁”“义”之政，四方诸侯咸归于他。季历卒，其子姬昌继位。姬昌即文王，他“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史记·周本纪》）文王是先周时期周人最为杰出的部族首领，也被后世称为古之“圣王”，他不仅重视农耕，善于效法先王，而且是历代先王美德的集大成者，他笃实、仁爱、敬老、慈幼，而这些美德恰好是周代礼乐文化包含的核心精神和思想精华，也是周人“尊祖敬德”价值追求的具体体现。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君子礼让以国，小人礼让以财。在文王以“德”治岐的举措之下，根植于今天宝鸡周原一带的西伯侯国，“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俨然大同社会，理想之国。社会井然有序，人民恪守道德。西岐地区成为殷商末期社会秩序最为和谐稳定，西方诸侯翘首仰望的西部乐土。虞、芮入周争讼，未见西伯而惭归。西岐之大治和文王声望日高，甚至引起商纣之不安和对文王之陷害。纵观先周时期生活在今天宝鸡周原一带的历代先王，他们无不是重视个人思想品质修炼和社会治理的道德楷模和卓越的政治家。他们在先周创业过程当中形成的“仁”“义”“礼”“让”“敬”“慈”，成为后来周人礼乐文化的思想和道德源泉，没有先周时期历代先王在创业当中修成的美好品质和以“德”怀民的政治思想，后来周人礼乐文化的“德”治思想在精神内涵上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周代礼乐文化精神内涵的不断发展，就是以姬周肇造时期周人先祖的优秀精神道德为基础而发扬光大的。因此，宝鸡地区是周代礼乐文化当之无愧的发祥地，周代礼乐文化在先周肇造于宝鸡地区。
　　二、周礼文化是周公周初制作于宝鸡地区
　　周代礼乐文化是周公周初在周原一带制礼作乐的文化成果。灭商建周后，姬周政权实行多都并行制度。文王之前，周原一带已建立政权，“周原”就是金文当中的“周”，也称“岐周”。随着姬周实力的扩大和灭商行动的需要，后文王迁都于“丰京”（今西安沣水以西）。武王灭商之后，国家再次徙都于“镐京”。武王驾崩，“三监之乱”爆发，天下大乱，周公断然平定了“三监之乱”，天下归宁。为了成全周武王之遗愿，实现天下长治久安，召公营建东都“洛邑”。至此，姬周政权虽然先后营建了四座都城，其中“周”“镐京”“洛邑”三大都城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们各自的作用不同，彼此之间又不可取代。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坐落在宝鸡周原一带的“周”为神都，为周人之宗庙所在地，专门祭祀和供奉周人的祖先神。“镐京”为政治中心，“洛邑”为军事中心。虽然新生政权的新都定于镐京，但是，作为姬周政权的祖宗之地，位于宝鸡周原的故都“周”依然属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文化发达、人气旺盛、四方向往的中心区域。可能由于故土难离的情结和对祖宗创业之地的特殊情愫，这里依然居住着大批姬周王朝的王公贵族和权势人物。譬如，今天周原一带，就有“三公”之周公、召公之采邑。另外，即使是一大批姬周的高级贵族因为政治需要，在朝廷就职或外迁就封，但死后也要落叶归根，魂归故里，在祖宗之地入土为安，长眠在周原。上世纪70年代发掘于岐山县的凤雏遗址和扶风县的召陈遗址，两处大型建筑，一些考古学者认为就是西周时期居住在周原一带的高级贵族祭祀祖先的宗庙遗存。坐落于岐山凤凰山下的周公庙，也是千百年来周公之后祭祀周公的宗庙所在地。
　　周原一带不仅是以姬姓高级贵族为主体的新生政权的高级贵族聚集地，也是“三监之乱”发生后一大批殷商高级贵族被迫强行迁入和定居的重要地区。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殷商政权之近支的微氏家族就是武王伐纣之后被批迁入周原一带的殷商高级贵族，微氏家族八代人，二百多年长期居住在周原一带，世为史官，服务于姬周政权。1975年发现于扶风庄白的伯(dong)诸器中的贵族“(dong)”，原来也属于殷商贵族，曾经参与“录子圣”的叛乱活动，与周为敌，后被周人强行迁入周原一带，后来征伐淮夷有功，被周人在周原一带赐予采邑。根据辛怡华、刘宏岐两位先生共同撰文的《周原——西周时期异姓贵族的聚居地》一文的研究成果，生活在周原地区的还有一大批其他异姓贵族，诸如函皇父家族、梁其家族、中氏家族、散伯车父家族、裘卫家族等当时至少十四家异姓高级贵族聚集和生活在周原一带。不管来自姬周政权还是殷商政权，这些豪门大族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政治背景、社会身份、生活习惯、种族血统、价值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因而，聚集在这里且数量巨大的贵族之间，存在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冲突和矛盾。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矛盾和差异，但新老贵族均身份高贵、文化修养程度较高，他们也是礼乐文化的垄断者和传承者。周原一带是西周的中枢地带和敏感地带，是西周王朝开疆拓土的大本营和大后方，为了化解周原一带因为族群杂居和复杂而带来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更为在新生政权建立之初统一思想、统一法度、统一行动，树立新朝贵族的道德伦理观念，为新生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政治基础，周公借鉴和融合了夏、商以来中国的礼乐文化，博采和吸收前朝礼乐文化之精神在周原一带制礼作乐，为周人治国理政制定了国家大典，为各级贵族的行为制定了道德规范，这种新的文化体系就是周代的礼乐文化，周代礼乐文化不同于夏朝的礼乐文化，也不同于商代的礼乐文化，其思想内涵的核心是“伦理”和“道德”。
　　周公周初在周原一带成功制礼作乐，使周代礼乐文化成为中国千百年来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制度依据和政治蓝本，所以我们说“周公为万世作法”。周公制礼作乐于周原一带，也在周初巩固了周原一带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的核心地位。“终西周一代，它一直是西周王朝畿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周公在宝鸡周原一带制礼作乐，是周初的核心区域周原一带政治融合、种姓融合和文化融合的需要，是多元文化相互碰撞和不同种族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符合历史内在逻辑的。
　　三、周代礼乐文化在西周繁盛于宝鸡地区
　　宝鸡周原一带，是先周时期周代礼乐文化的肇兴之地，是周公周初制礼作乐的文化圣地，也是终西周一代礼乐葳蕤繁祉的文化中心。随着周初国家政治中心的东移，周原一带在高级贵族心目当中的神圣地位毫无衰减，一大批姬周贵族依然坚守和生息在周原一带。但是，由于政治的需要，原来生活在周原一带的姬周政权的高级贵族在封邦建国的政治浪潮中被分封在帝国的各个角落，周原在先周时期国家政治中心的神圣地位受到潜在的威胁。然而，“三监之乱”后，为了肢解和削弱殷商贵族反对新生政权的政治力量，殷商王朝的大批高级贵族和方国诸侯带着他们的部族和附庸，在中央权力的强迫和干涉下，被迫离开自己的封国和故土，从千里之外迁徙到周原一带定居生活，接受姬周政权的就近统治和监督。源源不断从外部迁入周原一带的殷商贵族，大大补充了这里因为政治中心东移和分封制度导致的人口锐减和礼乐凋零的潜在威胁，保证了周原一带始终是高级贵族大量聚集、人口繁盛和文化发达的中心地带。考古学界认为，在西周270余年里，这里并未因王室东移而衰落下去。由于周原一带属于来自不同政权、不同地域和不同种姓的贵族云集聚居的地方，因而也成为帝国最为敏感和特殊的政治地带，为了加强对周原一带新老贵族的政治怀柔和思想控制，使他们戮力一心，服务于新生政权，同时也为定期祭祀和缅怀安葬在周原一带的祖先，历代周王也频繁前往祖宗之地，举行祭祀和各种礼仪活动。考古专家辛怡华先生说：“这里有周人的宫室、宗庙和祖茔，因此，周王常常率领百官大臣来此居住，诸如朝觐、宴享、祭祀、册命、赏赐等重大政治活动，也都在这里举行。”朝觐、宴享、祭祀、册命、赏赐等活动属于周代礼乐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礼乐活动在国家政治中心东移之后，没有因为周原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变化导致礼乐文化的衰微，反而因为周王频繁驻跸、王臣云集和地缘政治的特殊性，而在整个西周时期呈现出勃然兴起和葳蕤繁祉的势头。这里不仅是礼乐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而且是整个西周王朝打造的最为成功最有影响和最具权威性的礼乐文化示范基地，以至于后来周公命令他的儿子伯禽以周原一带的礼乐文化建设为样板，在鲁国打造西周王室东部地区的礼乐文化中心。在周公之后——鲁国历代国君的努力之下，鲁国也最终建成姬周政权东方地区的礼乐文化中心，实现了周公以礼治国的政治宏愿。而宝鸡周原一带和鲁国曲阜一带，成为周王朝礼乐文化的双子座。
　　“器以藏礼”。近年来，根据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从182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当中周原出土了数百件西周青铜礼器。1949年之后的50年来，这里又出土54批次有铭文的青铜器277件，出土时间之长、出土数量之众多在全国没有先例。多年来，周原一带先后出土了数千件青铜礼器，宝鸡因此也被誉为“中国青铜器之乡”。宝鸡周原一带数量巨大的青铜礼器，不仅是在这里曾经生活过的大量权贵阶层的生活物质遗存，也是西周时期礼乐文化在宝鸡周原一带持续繁荣的重要物证和历史折射。

　　（作者简介：景红艳，历史学博士，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结项鉴定专家，主要研究周秦历史和古代礼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