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深秋，雾茫茫，雨蒙蒙。秋风萧瑟里，三角梅落英缤纷，艳丽的花瓣儿在青苔上染出一片耀眼的红。树叶飘零，宛如黄色的蝴蝶翩跹起舞，轻盈地凋落在树下，归根。
　　这样的境况，常常使我多愁善感、浮想联翩，又忆起了远去的父亲。不知不觉中，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年。这三年，多少次我与他在梦里相见，音容笑貌，栩栩如生，仿佛一直厮守，从未远离。
　　母亲那天打开了她珍藏的小木盒，从里边取出一个红布包。她小心翼翼地把红布一层一层轻轻展开，当揭开最后一层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三枚军功章。一个二等功，两个三等功！这是父亲的遗物，生活简朴的父亲，一生没有留下金银财宝，唯有这三枚军功章，还有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三个并排站立的年轻军人，照片右上角有几个白色的数字，显示出这是1953年11月8日拍的照片。除此之外，另有一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给抗美援朝老兵的。
　　父亲生前从不谈论往事，我们问起，他总是三缄其口，不愿提及。父亲已经远去，这三枚军功章背后的故事成了难解之谜。
　　有关父亲的往事，是母亲断断续续讲述给我们的。在我的脑海里，是支离破碎而无法连贯的。1950年，刚满17岁的父亲，瞒着我的爷爷奶奶去乡政府报名参军。那时朝鲜战争打得激烈，天天都在死人，父亲和同村的另外三个年轻人一起，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赴朝作战。那个时候，凡家里有人参军，政府会给他们家的大门上方钉一块小木牌，上面有红漆写的四个大字：光荣军属。当这个人牺牲了，就会换成：光荣烈属。后来，另外三家都换了木牌，只有我爷爷家的木牌没有换。这让我的爷爷奶奶心里有了些许的安慰，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着。
　　1958年，父亲又随部队开赴福建前线，后来再驻军浙江，直至转业到地方工作。
　　这些有关父亲粗线条的人生轨迹，在母亲的描述中，没有情节细节、没有任何可想象的余地。只是父亲在暮年的时候特别怕冷，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要穿上几件厚厚的衣服。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他的双手真的冰凉如水。在冬天里，他总是靠着暖气片打盹，半眯着眼睛，嘴里含混不清地喃喃自语：那雪好大好大呀！天冷，天太冷！
　　为了给父亲治疗，我们曾找过许多医生。医生说，这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落下的病痛，没有根治的办法。因而，父亲总是在默默忍受。
　　他一直在追逐着温暖，早晨太阳照在客厅的东边，他把躺椅挪在东边。下午太阳照在客厅的西边，他又把躺椅挪在西边。他的生命之树，在无形的岁月里快速枯萎，面色苍白，瘦骨嶙峋，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也没有力气睁眼。在他89岁生日那天，我们斟酌再三，决定给他播放《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当那嘹亮的歌声蓦然响起，半躺在椅子上的父亲，倏地坐起身子，双眼圆睁，情绪激动，双手用力挥动着，仿佛又回到了战友中间。
　　父亲在临终前，再一次说，好冷，好冷呀，好大的雪啊！他竟然小声说出了一些地名，这些地名，他是多么熟悉，我们又是多么陌生！我询问母亲，母亲拿起小木盒中的照片，指着照片里的人，讲述了其来历。
　　照片左边的高个儿军人，是大李。右边矮个儿的，是小周，中间的是我父亲。从朝鲜归国后，他们在辽宁丹东的一家照相馆里，拍下了这张合影。大李是山东人，他被敌机的炸弹削去了右手，后来截了肢，军装右边的衣袖空荡荡的。小周是四川人，连队的卫生员，被炸弹震聋了双耳，听不见任何声音。在第三次战役中，父亲所在的连队奉命守卫“三八线”，近二百人的队伍，活下来的就他们三个。撤退时，父亲背着受伤的大李，胸口处一直掖着大李被炸掉的右手，他要坚持着把大李送到后方医院，然后央求医生把这只血淋淋的手给大李安上。大李说过，等战争结束了，他要回山东老家，结婚生子，种二亩田，养几只鸡，平平安安地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没有手怎么行啊！卫生员小周说，这肯定接不上，劝父亲扔掉。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断掉的手就放在自己胸口处，一直是温热的，怎么会接不上呢？
　　父亲和小周，轮换背着昏迷不醒的大李，走在零下四十度的朝鲜的冬天里，飞舞的雪花好大好大！凛冽的寒风好冷好冷！他们穿着单薄的军装，在艰难地行走。皑皑的雪，嘎吱作响。一行脚印，铿锵有力，坚定不移，一直朝着祖国的方向。
　　父亲的墓地在宝鸡的北坡上，厚重的黄土，被阳光晒得那么温热。父亲怕冷，朝鲜冬天的雪花，在他生命里飘落了几十年，他一直想把它抖落掉，可是那雪已经融化在了他的血液里，那寒冷已经深入了他的骨髓中！
　　在重庆的深秋，透过朦胧的薄雾，我仿佛看见父亲正向我们走来。那三枚军功章和其他遗物，都是父亲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我们要好好珍藏，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