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杂志社总编辑皇甫宜川：
　　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去云南支教，对支教题材影片有不一样的感情，我谈谈自己观影过程中的三点感动：一是影片选了一批特别棒的小朋友来出演，他们那种真实的情感流露、眼睛中呈现出来的童真，形体带来的自然行为都是让我感动的原因。这也反映出导演对演员的掌控能力；二是该片根据小说改编，提供了一种跟电影编剧不太一样的对生活的观察和语言的组织能力，让观众看到了一些不太了解的东西，比如山区学校孩子的境况，尤其是这些孩子内心的情感；三是片中音乐，有忧伤的、有快乐的，交织在一起让观众慢慢走入孩子内心。当孩子最后站在台上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确实让人很感动，可以说也是让影片升华的地方。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
　　该片对教育的功利性和非功利性有思辨意义。校长是功利性的教育，成绩好的话一切都是好的，成绩不好就使用暴力手段，刘老师到了以后带来了一种新的教育观念，看重的不是孩子的直接成绩，而是生命的健康与充实。影片对乡村教师形象去脸谱化，最集中的还是体现在校长身上。初看上去，校长是简单粗暴的，是不懂教育的，是不尊重学生的，但其实是大山一样的存在，与秦岭的形象非常贴合。
　　片中，支教老师刘晓慧和留守儿童张承峰两个人物的设计非常讲究。刘老师因为母亲去世，心里非常悲痛，为了逃避选择支教。留守儿童张承峰因为妈妈意外去世就不说话了。来自先进地区的支教老师没有充满优越感的施舍，而是成为远山的一部分，成为孩子的知音和朋友。这个视角非常独到，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在帮助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