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建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充满了江湖意识，此处的“江湖”不是武林中的刀光剑影，而是她用记忆和情感重新构建起的北国冰城哈尔滨；而这份“思”，就是人物在命运的迷障中辗转腾挪时挥之不去的困顿与找寻。长篇小说写作是灵魂的死而复生，作家要有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因此，《烟火漫卷》正是迟子建用一座城为容器，以一条跨越数十年的寻子之路为主线，对个体生命怎样在历史重负和空间流转中安放自己所作的沉郁又诗意的叩问。它摆脱了线性叙事的轻盈，在人物同空间离散的状态之中构筑出一种绵延纠缠的文学想象。
　　小说的主要脉络很明确：刘建国穷其一生寻找朋友丢失的孩子“铜锤”。迟子建不是把笔墨用在悬疑设置和破解上，而是让寻找成为一种解构人物稳固身份的离心力。故事一开始就确定了结局的大体框架，叙事主轴很轻盈，始终沿着刘建国的生命展开，并通过他的血缘和亲友关系不断牵出新的叙述线索。刘建国一生都被“寻找”所困，而小说更深一层的意图是要表现，当一个人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意义寄托在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上时，他的根系就已经在漂泊中枯萎了。《烟火漫卷》的历史观不以宏大叙事为主，而是隐藏于个人记忆的一隅。刘建国晚年才清楚自己是日本遗孤的事实——身世之谜一旦被揭开，就抹去了他前半生所有行为的根基。他没有故乡，血缘上的故乡是异国，精神上的故乡在漫长的赎罪中被耗尽。迟子建对终极问题“我是谁”的悲凉回答就是这种身份的悬置。
　　如果刘建国的困境是线性的时间束缚，那么黄娥等人所牵动的则是空间的诗意漫游。她以寻找失踪丈夫为借口，掩盖丈夫已经去世的事实，带着儿子进城托孤。她带着负罪感，离开充满前现代特征的诗意栖居地七码头，进入喧嚣而残缺的都市哈尔滨。七码头代表健全、自由与精神原乡，都市则是残缺与僵化之地。黄娥进出城门之间的徘徊，既是地理上的移动，也是灵魂被现代性夹缝所挤压的结果。迟子建把空间上的“漫游”同心理上的“离散”联系起来，使得哈尔滨的街巷、榆樱院的瓦檐都染上了人物内心的风霜。好的小说一定有伟大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力量支撑，而不仅仅是讲故事。《烟火漫卷》的文本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对传统小说结构模式的“革命”。
　　迟子建的边地故事扩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版图，文本生出一种“在别处”的风景，使人们看到另外的人生形态。《烟火漫卷》中的“在别处”既是地理上的异域感，又是存在上的错位感。刘建国一直在寻找别人家的孩子，却把自己的人生弄丢了；黄娥试图在陌生城市结束生命，在市井烟火气中获得新的羁绊；翁子安作为被寻找的人，在确定身份之后迎来的不是圆满的归宿，而是新的生活谜题。小说采用复线叙事，情节不按顺序排列，作者以不同的人物作为各章节的叙事起点，在线索人物之间转换以推进故事铺展，形成完整的故事情节。此种叙事形态恰似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历史，是多种文化的杂糅、混搭和断裂又重组的过程。
　　《烟火漫卷》的基调是悲悯，它没有逃避人性中的阴暗面。迟子建用自己独特的温润笔调，把苦难放在哈尔滨的日出日落、风雪晴雨中来写，将其融入“烟火漫卷”的日常生活里。迟子建身上流淌着女性作家独有的浪漫热血。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刚烈的芬芳。这种刚烈，体现为小说人物在离散和虚无之中，仍然保有活着的韧性。当刘建国最后把挚友于大卫打成重伤时，并非只是故事发展上一个冲突点的呈现，更深层次的是他内心长久积压着的情绪在努力打破现实屏障的过程。
　　所以《烟火漫卷》是迟子建写给哈尔滨的长诗，也是写给所有无根之人的“安魂曲”。它不能提供廉价的救赎，只在离散和寻找的叙事复调中，让人看到生命的丰盈与局限。正如寒冬时节仍然有热气涌动的城市一样，小说中的角色在历史的冰层之下艰难地维持着呼吸。这种在不确定的时代里，对历史关怀和现实关切的艰难平衡，或许就是迟子建在《烟火漫卷》中最深沉的人文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