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那棵梧桐树上又响起蝉声。我捧着茶杯走到阳台上，站着听了一会儿，那声音不紧不慢，却忽然把去年整个夏天的热浪都重新翻涌开来。我记得很清楚，去年也是这扇窗。
　　午后的蝉鸣密得像织布，一匹接一匹没完没了。我躺在竹席上，汗珠顺着脖颈淌进衣领，凉席洇出一片深色人形。那蝉偏要叫得人耳膜发紧，刮擦着耳鼓生疼。我终于忍无可忍，推开窗朝外头吼了一嗓子，树梢静了两秒，随即变本加厉地炸开来，连树枝都在颤。我悻悻关上窗，心里骂了一句：这“架”算是吵上了。
　　此后几日，我与蝉进入了冷战。我拉上窗帘，它直接贴着玻璃叫；我开风扇，它的声响照例裹在风里往耳朵里灌。最可气的是黄昏时分，暑气稍退，我刚捧起一碗绿豆汤，它瞬间拔高调门，宛若有人猛地拧开收音机。我敲碗边、拍桌子，甚至开大音响想盖过它，全没用。邻居从阳台探出头来，以为我在修什么东西，我不好意思地缩回去，瘫在椅子里。那一刻我意识到，这场架我注定吵不赢，谁让对手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
　　放弃抵抗，反倒轻松起来。某个午后我索性不睡了，搬把藤椅坐到阳台上，闭着眼听。这一听才听出门道，蝉鸣并非一片混沌：近处有只领唱的，声音洪亮而急促，是主音；远处三五只应和，拖长了尾音，是副歌；再远些的只零星插几句嘴，如同即兴装饰音。它们分声部、有节拍，起承转合样样齐全，简直是一支不要指挥的野合唱团。我甚至听出它们唱累时会集体歇上几秒，然后由某只重新起个头，大家再一拥而上。
　　有了这层觉察，我与蝉的关系微妙地变了。我不再嫌它们吵，倒像个乐迷在台下等演出开场。有时午后那领唱的迟了几拍没响，我竟替它着急，探头朝梧桐树上张望。家人说我中了邪，大热天不去空调房待着，偏在阳台上晒着听虫子叫。我没法解释，总不能说我在跟一群蝉排练二重唱。后来我索性把藤椅固定在那儿，沏杯凉茶搁茶几上，蝉一开腔，我顺手拿起杯子，跷着腿，拿出听戏的架势等它亮嗓。
　　可世间万事敌不过一个“惯”字。习惯蝉鸣之后，我再也分不清哪天它们叫得卖力、哪天偷了懒。日子照旧流走，热气依旧蒸腾，直到立秋前那个清晨，我端茶坐到阳台上，等了许久，梧桐树上一声没有。我以为是时辰尚早，可等到日头爬上楼顶，等到茶凉了又续，那铺天盖地的蝉鸣终究没来。窗外的世界安静得陌生，仿佛一间住了太久的老屋突然搬空家具，走到哪里都觉得空旷。
　　我在阳台上坐不住了，起身下楼，走到那棵梧桐树底下，仰头去找。枝叶间空空荡荡，只漏下几片碎光。原来它们走的时候连招呼都没打，恰似来时也没问过我同不同意。那场从入伏吵到立秋的架，就这么单方面休战了。我有些茫然，不知道赢了的是我，还是它们。毕竟它们带走的不只是声音，还有我每天被声音填满的那段时光，那段烦躁、对抗，终归生出些许依赖的日子。
　　到阳台，藤椅还热着，茶却凉了。我重新续上热水，对着空荡荡的梧桐树举起杯子，犹如敬一个不辞而别的旧友。风从树梢穿过，清清淡淡，再没有一层一层蝉声叠上来。那个夏天还没过完，余热仍在翻涌，可我的耳朵已经提前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