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有多年没有听蝉声了。
　　住在城里，种的树多是梧桐和香樟，虽然也有蝉声，但零零碎碎的，像断线的水珠，滚在柏油路上，一会儿就蒸干了。不像小时候在乡村，午后一闭眼，满世界都是蝉的合鸣。那时村东头有一排老柳树，长在渠沿上，树皮皴裂，柳条拖到水里，绿荫撒了好大一片。蝉趴在各种高高低低的枝条上，各自唱着各自的调，汇成一股热蓬蓬的音浪，从树顶倾泻下来，砸在人的肩背上，沉甸甸的。我们小孩不怕吵，反倒觉得热闹，捉蝉是夏日里顶要紧的事情。
　　汪曾祺先生写他小时候捉蝉，用的是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一只蝉，轻轻一捂，翅膀就被粘住了。我们也是如此，只是芦苇不多，便改用竹竿，绞下来的蛛网要现用才有效果，搁久了黏性就会消失，所以要在院子里看准蜘蛛刚织好的网，迅速扭上，那蛛丝在三角形竹圈里绷成一层薄薄的膜，漾出透明的光。接着就举起自己制作的神器，屏息着，蹑手蹑脚地向柳树下面挪动。日头晒得头皮发烫，柳条拂在脸上痒酥酥的，那蝉声却忽然停止了——像是听到了我们的心跳一样——扑通、扑通，被它们数得清清楚楚。等得久的时候，忍不住要抬头看一下，脖子一酸，脚底踩断了一小截枯枝，“啪”的一声脆响，头顶上“吱——”一片惊飞，几只大黑蝉泼下一泡凉冰冰的尿水，溅到脸上，我们捂着嘴，猫着腰跑了，笑得不亦乐乎。
　　蝉的鸣叫是有章法的。汪曾祺先生将它们分为三类：海溜、嘟溜、叽溜。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是蝉中的楚霸王。我在老柳树上见到的大多是发黑的海溜，趴在枝条上一动不动，肚子一鼓一缩地振翅，叫唤的声音大得如拉风箱，听得久了耳朵里嗡嗡响，仿佛蝉声已经侵入大脑中安营扎寨。嘟溜我很少见，但记忆中最清脆悦耳的是那“嘟溜”一声，像人叫自己的名字一样。叽溜最小，暗赭色，在树皮上不容易被发现，叫声细细的、尖尖的，像缝衣针划过搪瓷盆边的声音，听时间长了牙根会发痒。它们在柳树上各据一方、各唱各的，偶尔合伙一起歌唱，声音就像滚水沸腾一样，把整个下午都煮烂了。
　　有一回下雨之前，闷得让人难受。蝉声变得不像往常那样从容悠长，而是急促的一声又一声，好像要把最后的力气都喊出来。它们在喊什么呢？我想起法布尔的《昆虫记》，说雄蝉拼命地唱是为了求偶，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另一种说法：蝉在地底下蛰伏了几年甚至十几年，才换来夏天的一个季节的歌唱，它们是替漫长的黑暗岁月发声。因此听蝉的时候，我心里就多了一份庄重。蝉声喧闹吗？喧闹。但是那嘈杂中有一种苍凉感——像汪曾祺先生说的那样，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画“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那道理或许不只是习性的考究，更在于一种生命的参照：蝉在最高处唱最烈的歌，柳在最浓的绿里弯最软的腰，一个声嘶力竭，一个不动声色，合在一起，就成了夏天。
　　又一年盛夏至，夜里偶尔能听到一两声蝉鸣，从窗外歪脖子槐树上飘来，断断续续的，像自言自语。我取出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打开《夏天的昆虫》这一章，这时窗外那一声突然拔高了、拉长了，在夜色里飘摇荡漾着，就像一根看不见的柳条从远处探过来，轻轻拂过我的额头，痒痒的，凉丝丝的。
　　我放下书走到窗前，槐树黑影里，蝉藏在枝叶间执拗地唱着。我忽然想，明天去有柳树的地方，好好听听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