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在页岭北，气温低，每年端午节正逢夏收大忙。
　　家门口平地少，广种薄收，三十亩麦地一多半在离村子十里开外的山庄，坡地麦怯收早熟，家里每年割麦都从山庄开始。
　　布谷鸟一提醒“算黄算割”，“一头沉”的教书匠父亲就把木镰钉结实，刃片磨飞快，叉耙木锨揳紧凑，晒场光过三遍，只等麦子上场。
　　学校一放忙假，父亲就像离弦的箭，一头扎进麦地，生怕收成有闪失。父亲带母亲和妹妹早出晚归，赶十里山路割麦，我留下带弟弟，喂鸡喂猪照看家。有一天，趁父母出远门，我也照着母亲出门前的准备，灌一玻璃罐头瓶水，布袋里揣两个馒头，像模像样带着弟弟去割麦。因为前一晚睡前，听父亲说井畔的麦也能开镰了，那是离家最近的一块麦地。
　　我们去时，七婆已在隔壁麦地里。见我手忙脚乱，她教我抛开地畔倒伏难割的，从麦茬整齐处下镰。我先割出一块空地，把麦秆铺倒，安置弟弟坐下耍。真进到麦地里，才发现麦太厚，麦秆比我个子还高，我钻进去就被“淹”了，镰刀搭上去，得使大劲才行。这不是我第一次割麦，打捆和捆麦我都会，可手里的麦总不听话。麦秆又粗又高，捆扎不太容易，总会一小捆站不稳，一大捆又松垮站不直。隔一会儿回头看，麦捆就稀里哗啦倒一地，我急得直抹眼泪。七婆看见后，隔着麦垄喊：“碎女子，莫捆了！铺开晾着，歇歇，一会儿我捆！”我脸发烫，像做错了事，只管跪倒捆麦。
　　太阳火辣辣的，一只蚂蚱伸长腿一蹦一跳，脸晒得通红的弟弟小鸡啄米一般撵着抓，指甲缝里塞满热土，不小心麦茬刺破踝骨，哇哇大哭。我抱起弟弟，看见眼前一枝“打碗碗花”正缠在麦穗上，粉红一片。我心里一亮，咔嚓一刀，连花带蔓，和麦秆一起割下来，给弟弟编了个花环，套到他的光头上，这下能糊弄他玩上好一阵儿呢。歇晌时，我也一本正经拿出水瓶和馒头，拉弟弟坐到七婆身旁吃干粮。
　　那天，弟弟特别听话，天黑前，我俩顺利回到了家。
　　晚饭后，弟弟的胳膊、脚腕和脸蛋一下子冒出好多红疹子，越抠越多。母亲训我不操心，情急之下我交代了带弟弟割麦的事，一家人都惊呆了。母亲大惊失色，仔细检查了弟弟身上每一处，用肥皂头给他擦了红肿的地方。还没等来父亲表扬，就被母亲狠狠训了一顿，我心里说不出地委屈，父亲拉着我手，让带他去麦地看看。
　　月光下的麦田一点都不静谧，蟋蟀叫个不停，蛙声震天动地。穿过麦地时惊起一只鸡，那翅膀几扑棱，麦田里就涌动起沙沙的响声。父亲手指在嘴边“嘘”了一下，让我停下来别动。他双手分开麦浪，朝着那只鸡起身的地方一步一步挪过去。山里的夏夜不燥热，风里掺着凉意。父亲蹑手蹑脚折回来，他示意我捧出双手，又让我闭上眼睛。这时掌心传来一丝凉，父亲吹了一口气，喊了一声“睁眼！”哇！两只尚带余温的小蛋，沉甸甸地出现在眼前，硌得我手心微微发痒。我又惊又喜，父亲得意地说：“跟我出来有收获吧！”
　　父亲检查了我割过的麦地，说还不错，麦茬低，也没遗撒麦穗。望着歪歪扭扭的麦捆，我有些尴尬。父亲没笑我，他解开肥硕的麦捆，取出一撮添进瘦弱的另一捆里，耐心教我怎么估量一捆麦的分量，怎么把它捆紧实。母亲是个谨慎的人，做不了的事情从来不让我们动手，但父亲不同，他敢让我们试，这大概跟他教书有关。
　　跟着父亲进门，母亲早已没了怨气。她把我拉过去，也抹了几处肿起的伤疤。我把鸡蛋拿出来炫耀，弟弟妹妹早已头碰头，你一个我一个地分起来。
　　父亲表扬我麦割得好，说明天可以再去。母亲心疼地伸手过来，我本能地拿开被麦芒刷得通红、又疼又痒的胳膊和虎口磨出血泡的手。
　　睡前，母亲叮嘱我带弟弟割麦要操心，麦地里潮热有虫子，小心有蛇。父亲“哼”了一声，母亲又连忙说戴了肚兜和香包就没事。
　　第二天，带着弟弟割麦很顺利，没被蚊虫叮咬，也没碰到蛇。
　　十三岁那年夏天，有弟弟做伴，我用两天时间，独自割完了一分半麦子。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么亮的月光，也没见过那么汹涌的麦浪。只有手腕上每年麦收时节系上的花花绳，还能闻到一点当年端午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