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原遗址，在其保护区域内有三个带有“召”字的地名：一个是庄白村“召陈”组，一个是齐村“召李”组，另一个是召公镇。为什么叫召（shào）而不叫召（zhāo）？经过笔者调查走访考证，认为该地名应与西周时期的三公之一召公有关。
　　召公又作“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姓姬，名奭（shì），《史记集解》（南北朝刘宋时裴驷所撰）云：“谯周曰：周之支族食邑召，谓之召公。”一般认为他是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只不过不是正妃王姒所生而已，与武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尚书·周书·君奭》云：“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成王左右。”《史记·周本纪》中也有“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等内容。这些记述足以说明召公为周王室建立和巩固立下了卓著的功勋,历经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是西周初期参政时间最长的政治家。
　　《史记索隐》（唐代司马贞撰）云：“召者，畿内采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可见召公只是他的封号。王畿就是君王所在的地方，即京城。畿内之地就是京城及京城所辖之地。
　　虽然召公封于燕（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地，但他派出自己的大儿子去管理燕国，自己仍然留在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北镐村附近）任太保，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有关太保一职的事务。召公在周初的几项重要事件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武王伐纣时“日辟国百里”，以后他又奉命四处活动：时而“省南国”去汉江流域宣扬王命，时而北上平息叛乱，时而东征讨伐东夷之叛，时而去中土洛邑“相宅”，时而又出现在宗周的盛大祭祀活动场所，时而在甘棠树下教化理讼。事实上他在西周历史上的功绩远远超出了“燕召公”这一称谓的范围。周王命他担任太保之职，为召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国家的各个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召李、召陈两地就是明证。
　　周原遗址核心区法门镇内与召公有关联的地点共有四处，分别是现在的召陈组、召李组、许家组、许家胡同组。根据召李组现年90多岁高龄的李老先生回忆，召李组原来有一座老城，城门向南。城门南边曾有一座清代光绪年间所立的碑刻，上书“召公故里”四字。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召李老城残破不堪。为了躲避战乱，经召李组、许家胡同、召陈组协商，把新城建在了召陈组、召李组、许家胡同的中间，许家河的北岸，三面环沟易守难攻的地方，城门向北，并把“召公故里”的碑刻镶嵌在北城墙上。该碑于1970年前后，扶风县修建石沟门水库时，被压在了拦水坝的下面。村里的老一辈人骄傲地说：“咱们村叫召公李家，咱们都是召公的后裔。”据召陈组80余岁的陈振华、陈志强、陈俊虎等几位老人回忆，召陈组东边原来建有四座古庙，最东边庙门上有“召公寺”三字，庙前有清光绪年间所立的捐资修庙碑一通（碑刻也被压在了石沟门水库下面）。组里老辈人相传，召陈与召公有关，并建有“召公寺”庙宇一座，以作纪念。
　　据86岁高龄的许家村民许方回忆，自己村组老一辈人常对他们讲：“许家、许家胡同、召陈、召李”四个组都与召公有关。许家以前叫召公许家，许家胡同以前叫召公许家胡同，召陈叫召公陈家，召李叫召公李家。随着历史的变迁，许家河（沟）虽然把许家和召李隔在河之东，把许家胡同和召陈隔在河之西，但四个组连畔种地，渊源深厚，组与组之间直线距离一般在500米左右，最远的也不到1000米。
　　扶风县还有一个为纪念召公而形成的历史古镇——召公镇。这个镇在当地有一个名字叫“菊村”，直到现在，当地许多人还这样叫它的老名字。《扶风县志》载：“在县东北30里，有召公古迹，今为召公镇，亦名召村，俗名菊村，召康公祠在焉。”据考证：周武王伐纣灭商以后，封召公姬奭为右相，召公便在此地开设公馆，栽植甘棠树。他常在树下听讼断狱，教化百姓，并在馆内聚集子仆、兵士、当地百姓讲学论道，习周公之礼，论学问之道，开创了周代“学在官府”的教育模式。
　　召公有一大爱好，就是他非常喜欢栽植菊花，众人知其爱好，多助他栽植，在当地逐渐形成菊花园。每到秋季，菊花一开，金黄一片，观赏者络绎不绝，当地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集镇。后来，人们就把此地叫“召公”“召村”，或者“菊村”。召公镇从西周时候算起，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2012年，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宝鸡周原博物院共同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在法门镇姚家村许家东组钻探发现并发掘了一处西周家族墓地。其中发现的最大一组墓，形制与北京琉璃河西周1193号墓的形制基本相同，主要特征是四个角带有小耳式墓道。这种形制的墓葬，目前仅见于周原遗址和琉璃河遗址这两处。据考证，琉璃河1193号墓是召公后裔在燕国的诸侯墓，其墓主很可能是燕侯“克”。许家西周墓葬按其形制分析，如果是属于召公后裔家族墓地的话，则说明这一带确实曾生活着召公后裔的又一支家族。若此，可进一步肯定召陈、召李、许家、许家胡同的地名确实与召公有关，是召公的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