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第一场雨过后，树木的叶子飘落无几。唯独路边那几棵松树，经风吹雨打，反而透出一层沉沉的、润泽的青，在满目萧瑟的季节，稳稳地站立着。我心头蓦然一颤，想起我的大哥，名字就叫松青。
　　大哥与共和国同龄。他的一生，仿佛一棵松树扎根、伸展，为脚下土地撑起阴凉的过程。如今，我站在城市的街头，望着这些树，那些与大哥有关的记忆，便裹挟着岁月特有的温度，无比清晰地扑面而来。
　　俗话说，“长兄如父”。在我们家，这句话承载着格外具体而沉重的含义。母亲去世那年，我们兄弟姊妹五人，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才三岁。本就贫寒的家，如雪上加霜。年迈的爷爷与中年的父亲，拉扯着五个孩子，日子过得极其艰辛。就在这万般无奈之际，成绩优异、即将小学毕业的大哥，毅然退学回家拿起农具，成了全家最年轻的劳动力。大哥的肩膀，从此成了我们向上攀登的基石。
　　时间来到1969年冬，征兵的消息传来。大哥兴高采烈地报了名，他身体素质好，体检、政审都顺利通过了。可父亲却对接兵的人说：“家里情况不太好，老大就是顶梁柱。他四个弟弟妹妹，将来谁想去，我都绝不阻拦。可老大……他不能走。”最终，大哥留了下来。那身未能穿上的军装，成了他青春里又一个无声的退让。
　　为了我们，大哥咽下所有不甘，接受了黄土与庄稼的命运。我的命运却因此被改写——后来，我顺利入了伍。离家那天，胸前戴着大红花，我看见大哥眼里有光，那光里满是替我高兴，也藏着一丝我那时还读不懂的羡慕。老家的冬天格外寒冷，父亲早年买过一顶紫红色的皮棉帽，平时舍不得戴。临行前，他却把这唯一“体面”的皮棉帽塞到了我手里，自己找了块旧羊皮，粗针大线地缝了顶帽子御寒。他拍着我的肩说：“在部队好好干，干出个名堂来。”
　　我戴着他的帽子，也揣着他的期望。在部队，我兢兢业业干好工作。机遇垂青努力的人，我竟一路得到提干，从士兵成长为军官。每次写信回家报喜，大哥的回信总是那么几句：“家里一切都好，勿念。好好干，别给乡亲丢脸。”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家乡也把农民当得像模像样，风生水起。十九岁起，他当队长，带领青年突击队，领着大伙儿往前奔。包产到户后，他更是在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缘，一点点地移沙、造田、打井、栽树，硬是在风沙口上，造出了一百五十多亩绿洲，种下上万棵树。他没用枪杆子，而是用一把把铁锹，在另一个战场干出了大名堂。
　　我退休后，三番五次请他来宝鸡住，他总是说家里离不开，偶尔来了，也是匆匆待几天就往回赶。九年前，大哥突发脑溢血，经抢救虽保住了性命，但却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说话含糊不清。
　　今年九月的一天上午，我再次回老家看望他时，他已时晕时醒，呼吸也很费力。我握着他的手，连喊了两声“大哥”。他竟缓缓睁开眼，用力回握了我。我将弟妹和侄儿都唤到床前，俯身对他说：“大哥，我们都挺好，您放心，别再挂念了。”他脸上掠过一丝笑意。当日下午，他的呼吸渐渐微弱，终于，像一棵坚守到最后的青松，安静地停止了摇曳。
　　如今，街边的松树依旧青青。我望着它们在风里稳稳站立的样子，忽然觉得，大哥从未真正离开。他是我永远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