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道的娃娃，没人不认得“嘎”。这物件有个更俏皮的名字叫“猴”，却不是山里那长毛的生灵，是用硬木细细削出来的宝贝：两头削得尖尖，中间略粗，像一枚被放大了的银簪，长不过三寸，粗不及拇指。做“猴”的木头也有讲究，槐木最金贵，质地坚硬，敲起来脆生生的，能经得住百十来下击打；柳木最常见，纹理软，好削，却不经摔，打不了几次就会在尖上磕出小豁口；若是能寻到一段枣木，那便是极品，沉甸甸的，颜色发红，握在手里都透着股扎实劲儿，敲出去的“猴”也飞得格外远。
　　配套的“捧子”，是根半人高的硬木棍，选的是干透的白蜡木或杨木，刨得光溜溜的，摸上去不硌手。讲究的娃，会把“捧子”的击打端削成斜斜的砍刀状，边缘磨得圆润，这样既能精准敲在“猴”的尖上，又不会把“猴”劈裂；也有偷懒的，直接找根结实的木棍，用砂纸蹭掉毛刺就凑合用。
　　村头的麦场，是打“猴”的绝佳去处。孩子们凑齐了，先在地上画个半尺见方的方框，用脚尖把框边的土踩实，这就是“炮台”。谁先开手？石头剪刀布定输赢，赢的人得意地站在“炮台”前，弯腰把“猴”稳稳搁在框中央，让它尖的一头轻轻贴着黄土，另一头微微翘起，像个蓄势待发的小箭头。
　　握“捧子”的姿势也有门道：双手一前一后握住棍身，前手离击打端约一尺，后手抵在腰侧，身子微微弓着，眼睛死死盯着“猴”的尖端，连呼吸都放轻了。“预备——打！”旁边有同伴喊着号子，握“捧子”的娃手腕猛地一沉，再狠狠发力，“捧子”的斜口精准磕在“猴”的尖上——“啪”一声脆响，像惊蛰的第一声雷，震得地上的尘土都轻轻跳了起来。那“猴”仿佛被注入了灵性，弹起半尺高，在空中画出一道小小的弧线，悬停的瞬间，“捧子”顺势横扫过去，“嘭”的一声击中它的腰身。这一下要快、狠、准，力道太轻，“猴”飞不远；力道太偏，“猴”就会歪歪扭扭地落在近处，引来同伴们一阵哄笑。
　　“好！飞得远！”围观的娃们拍着手喊，赢的人得意地仰起下巴，看着“猴”像离弦之箭，带着“呼呼”的风声往麦场那头飞，落在黄土地上还滚出好远，才稳稳停下。输的人不敢耽搁，拔腿就追，鞋底踩着黄土发出“嗒嗒”的声响，跑到“猴”落地的地方，捡起它，对着“炮台”的方向比画半天，然后铆足了劲扔过去。若是“猴”能稳稳落在方框里，就换他来握“捧子”；若是扔偏了，就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别人继续挥“捧子”。
　　夏日的午后，阳光透过白杨树的叶子，在麦场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孩子们挥着“捧子”，清脆的击打声、欢笑声，伴着渭河边吹来的风，飘得老远老远。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浸湿了粗布衣裳，却没人顾得上擦，只顾盯着那两头尖的“猴”，盼着它能飞得再远一点。偶尔“猴”被敲到草丛里，孩子们就蹲在地上，扒着草叶寻找，找到后，脸上就露出满满的欢喜。
　　如今，麦场渐渐种上了庄稼，孩子们的玩具也多了起来，手机、平板成了新宠，打“猴”的人越来越少。有时路过旧麦场，风里仿佛还能听见那清脆的打“猴”声，看见黄土坡上那道飞出去的弧线，看见孩子们追着“猴”奔跑的身影——那是关中娃童年里最鲜活的印记，藏着乡土的质朴与热闹，像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越品越有味道，怎么也忘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