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鑫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乡土叙事始终盘踞要津，而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宝水》则为传统乡土小说注入了新时代的内涵。作者乔叶以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为书写舞台，以女主人公青萍的返乡历程为主线，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传统乡村在时代发展洪流中，向以文旅特色为主的新型乡村转型的生动历程。它的重要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学成就，更在于它为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赋予了富有温度的文学诠释与深度的文学思考。
　　乔叶笔下的《宝水》呼应契合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主题和中国作协“新山乡巨变”书写计划的写作路向，并在思想与形式上突破了以往乡土小说的写作框架与思维范式。难能可贵的是，它与《空山》《秦腔》等小说对乡村发展前景的忧患与乡村衰败“挽歌式”书写不同，《宝水》始终以昂扬、乐观、开放、创新的心态融贯自己的乡村叙事主线，在再现如今“城乡二元关系”争辩的文学流派中，颇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意蕴。此外，它立足乡村振兴转型发展中的生机、活力与动能，为乡村题材创作提供了更为鲜明立体的时代景象与未来面向。作品深入描写了当下农村现实生活，在乡村振兴宏大叙事背景下，就“乡村旅游”“城乡关系演变”“资本下乡与返乡创业”“乡村建设与传统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与农民形象”等诸多关系灌注着作者的深入观察与深度思考。
　　例如《宝水》中的核心叙事动力源自一个“悖论”：主人公青萍刚开始因厌恶乡村而逃离，最终兜兜转转却在乡村的时代发展中得到情感的共鸣与心灵的安定。青萍与宝水村有着不解之缘，她出生在充满温暖与自由的原乡记忆——福田庄，却在都市快节奏生活压力下逐渐疲惫，而宝水村，这与福田庄仅隔五六十公里的小村落，自然而然成为她的情感避风港，并且在这里，青萍得以重新体验乡村真挚的情感，并最终获得了心灵的疗愈。这一重大的转变过程深刻诠释了乡村因社会现代化被遮蔽价值作用，又因人们历经对于现代化的“否定之否定”认识重新发现乡村的内在价值。
　　此外，更能看到乡村振兴的时代叙事在“城乡关系”中，农民主体性地位愈加凸显，农民的文化自信悄然回归。如文中雪梅因受不了游客随意摘花等不文明现象而发出不满情绪与诘问；豆嫂因门前菜被强摘便从尊重劳动的角度与游客争论；豆哥制止游客乱扔手纸等，上述都深刻体现出以往农民在与城里人交流时的自卑感悄然流逝，呈现出新时代鲜明的农民形象。不同于之前刻画出的高加林之类的对于城市充满无限向往、孙玉厚之类胆小怕事呆板保守的农民形象，《宝水》中的新时代农民形象不卑不亢，充满自信与开放，他们能够借助自媒体为家乡旅游事业大力宣传，又能借助法律、媒体等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能自信地展示乡村自然风光、传统工艺品进而获得财富。作品中多次书写“城乡交手”，通过城市化带来的弊病与新时代乡村的淳朴情感鲜明对比，使乡村的多种优越性得到了高度彰显。
　　《宝水》作为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力作，它为文学如何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参与乡村振兴这一时代命题提供了有益启示。当宝水村从传统乡村转变为文旅新型乡村时，变化的不仅是村庄外貌，更是人们对于乡村的重新认知。在这个意义上，其不仅叙事乡村振兴，其本身也是文学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通过文学的力量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乡村的深厚情感。《宝水》的重要价值，正在于它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乡村振兴这一历史进程的建构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