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别再出诊了！”母亲从阳台冲进客厅时，我正在给女儿切苹果。她略带怒气的语调震得我手中的刀在果肉里顿了一下。
　　恍惚间，我仿佛又看见二十年前那个步履匆匆的父亲——他的膝盖像装了弹簧，总爱到处跑，为周边的村民问诊看病，怎么都停不下来。
　　父亲今年71岁，在乡下行医整整56年，退休前最后一次出诊摔了胳膊，X光片里的骨头断成三截。可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依旧攥着手机叮嘱母亲：“村东头李婶的降压药该换了。”
　　老家的每一条田埂都认得他的脚印，每棵歪脖子槐树都听过他药箱的叮当声。68岁“被迫”退休那天，他把泛黄的出诊本锁进樟木箱，却把听诊器藏在了枕头底下。
　　我在城里买房那年，父母来城里的经历堪称“逃亡式探亲”。老两口原定提前一个月出发，却被三户人家的病情绊住脚步：张大爷的肺气肿需要观察，王嫂子的术后伤口该换药，还有新收的学徒记错了药方。好不容易上了路，大巴车刚开出村口，父亲的老年机就不停地震动，从测量血压的咨询到讨要创可贴的求助，电话把两个小时的车程切割成无数碎片。
　　那个夜晚，他在客房里辗转反侧，月光把他瘦长的影子投在墙上，像株被拔起却依然向着故乡生长的蒲公英。
　　第二天清晨，父亲左手摩挲着牛皮药箱扣，右手反复调整帆布肩带，皮鞋尖在地板上敲出细碎的声响。母亲终于忍不住抱怨时，他惊觉自己已在客厅走了二十七个来回，每一步都像在丈量从村头到村尾的距离。女婿提议带他去公园逛逛，他却在沙发上坐出了扎马步的架势，脊椎挺直，眼神飘向窗外的梧桐树，仿佛那是村口那棵“会报时”的老槐树。
　　退休后的父亲成了“地下医生”，智能手机在他手里变成急救信号灯，屏幕亮起时，总映着他浑黄的眼。邻村的赵奶奶拒绝去镇医院，说“老周的听诊器比B超机还准”；独居的陈大爷摔断了腿 ，第一反应是打给父亲。去年冬夜，80岁的孤寡老人打来电话求助，父亲踩着结冰的路面冲进夜色，回来时棉鞋里渗着泥浆，羽绒服兜着半片水沟里的枯草。母亲边给他擦药边掉眼泪，他却指着床头柜上的野菊花说：“这是张婶今早送的，说是晒干了泡茶治咳嗽。”
　　我们曾试图用“白天出诊，夜晚禁足”的规矩困住他，却在某个暴雨倾盆的傍晚，看见他举着应急灯冲进雨幕的背影，闪电照亮他弯曲的脊背，像一副悬在天地间的听诊器。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片土地早已不只是他行医的场所，而是生长在他血管里的年轮。
　　那些被他治愈的老人，用皱纹里的信任织成网，将他稳稳地托在故乡的掌心；而他背着药箱走过的每一步，都在给“医者仁心”四个字写下最朴素的注脚。
　　此刻，母亲还在阳台上苦劝，父亲的声音从电话里漏出来：“李大爷的哮喘病拖不得……”